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历史的真面目 作者:刘统 内容简介 从早已褪色的照片中,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从尘封多年的档案中,著名军事专家刘统深入挖掘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事件的前因后果,最大限度澄清模糊朦胧的历史,解读传统上的认识误区,还原共产党胜利的秘密武器、台海危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长征史实等历史皱褶中的细节。书中一些老照片的首次公开,再现了当年未曾透露的历史细节。 “朱德的扁担”之考证 “朱德扁担”的不同版本 20世纪6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有一篇《朱德的扁担》,我们都能背诵: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到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会师了。红军在山上,山下不远处就是敌人。 红军要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围攻,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井冈山上生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道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爬山。战士们想,朱德同志工作那么忙,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大家劝他不要去挑,他不肯。有个同志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连夜赶做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记”三个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文章写得很朴实,表现了朱德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的优秀品德。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在我面前背课文: 朱军长找来了毛竹,亲自动手削了一根新扁担,还在扁担上写了八个醒目的大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我说:“背错了。”孩子说:“课本就是这么写的。”我就想:怎么语文课本也知道与时俱进呀,历史故事还能改来改去啊! 《朱德的扁担》原作者是朱良才上将。这是他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最初发表在1958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一卷。全文如下: 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的围攻,除了构筑工事、练兵以外,还有一宗大事就是储备粮食。可是井冈山上产粮很少,只供给山上的群众还不够,部队要吃粮、存粮都得自己下山去挑。因此,在井冈山上的那些日子,“挑谷上坳”便成了我们的一项经常工作。 从井冈山上到山下宁冈的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又高,路又陡,着实难走。每到运粮的那天,我们天一亮就出发,赶到装粮的地点,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用具不够,有的同志索性就脱下条裤子,把裤腿扎紧,满满地装上两裤腿,往肩上一搭,这样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过坳,直到天黑才回山。 那年,朱德同志已经四十多岁了,他也跟大家一道去。他穿着双草鞋,戴顶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大家看到朱军长整夜整夜地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又讲他不过,只好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来。本来,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军长却另找来了一根扁担,并且用柴刀把扁担削平,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字。 从此,他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同志们挑米的劲头也更高了。同志们还编出了这样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每当挑米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大家就用这歌子互相鼓励。 朱德同志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教育着全军每一个人,更激发了同志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问题又来了,朱德扁担上变成了五个字。同一条扁担,怎么会有三字、五字、八字三种说法呢? 后来我到了井冈山,纪念馆里陈列的红色文物,有朱德的扁担。上面写的是八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细心的同志突然发现:那个“乱”字是个简化字。那个年代可没有简化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疑问引起我的好奇。我觉得有必要刨根问底,考证一番。 井冈山挑粮的由来 朱德为什么要挑粮?1928年4月,朱德率领他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这是在中共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朱、毛红军形成,第一个根据地建立,它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产生了:毛泽东的队伍有2000人,朱德的队伍有两千多人。另外,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民多达8000人。这些人中有穿长袍的,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或坐在箩筐里的孩子。没有作战能力的农民和家属一起上山,给原本资源贫乏的井冈山地区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井冈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经济落后。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等都成了大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抱怨:“岂有此理的(湘南)各县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1] 因为生活困难,湘南农民军也不愿意长住,一个月后陆续回家乡去了。但是井冈山还是养不活这么多军队,江西省委知道这些情况,派人传达指示,要红四军下山到湘南地区去发展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不愿意离开井冈山,朱德和陈毅愿意执行省委的命令。于是,7月中旬,朱德带着28、29两个团下山去湘南,毛泽东带着31团在井冈山周边活动。 没想到去湘南后,湘南农民军组成的29团不听朱德指挥,非要打郴州,结果遭到优势的国民党军反击,29团溃散,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部分队伍,打死了团长王尔琢。朱德、陈毅遭此损失,只得收拾队伍重回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称之为“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引起的连锁反应,使井冈山的形势发生了逆转。红四军兵力削弱,只能守山,无力出击。山下永新、遂川、酃县等地被国民党重新占领,对井冈山形成包围。毛泽东原来在永新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反动派一回来,农民或逃上山,或反水,田地又被地主夺回去了。当时正是稻谷收获时节,结果变成“农民种田,地主收获”,真是倒霉透了。 红四军困守井冈山,生活越来越困难,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井冈山地区方圆五百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红军中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这就是朱德挑粮的缘由。 挑粮持续了多长时间?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和毛泽东是在9月底回到井冈山的。随后在宁冈、遂川一带游击作战,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这期间行动飘忽不定。到11月中旬,部队在宁冈砻市一带整训,挑粮应该在这个时期。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国民党军随即对井冈山进行了包围和封锁,红军进入困难时期,挑粮的事情应该结束了。 老红军杨兴顺又有一说,当时红军从外地运来的粮食,集中到宁冈。国民党军即将围剿井冈山,所以要抢在敌军到来之前将粮食全部运上山。部队全体挑粮,实际用了三天时间。到第三天下午敌军到达永新之前,粮食已全部转运完毕。这说明朱德挑粮不是一件长期的工作,而是一项临时应对紧急情况的措施。 故事的产生和演变 “朱德的扁担”故事的作者,是开国上将朱良才。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7年10月入党,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在耒阳遇见朱德,加入红军。上井冈山后,他在军部当通信员。建国后任北京军区政委,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7月,为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向全军老同志征文,编辑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丛书。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朱良才写了《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一根灯芯》四篇文章。 朱良才 朱良才的儿子朱新春说:在写作期间,朱良才发现问题不少。《朱德的扁担》是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将有关人物、细节写得较多,也较具体。但是与当年一起在红四军军部警卫连当排长的肖新槐(开国中将)等几个老同志一聊、一对证,大家的记忆都不一样。终究是三十年前的事情,谁能把挑粮的细节记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晰?朱良才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简化,最后形成了六百多字的定稿。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大家认为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文章,被教育部收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这个红色经典,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另一位当事人范树德指出朱良才的文章中有记忆错误。范树德(1907—1986),河北无极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9月,随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928年朱毛会师后,范树德任红四军军需处处长,成为红军最早的后勤负责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范树德被留在江西苏区。1935年4月在汝城打游击时受伤被俘,因黄埔生的关系,他转为国民党军官,抗战后任郑州绥靖公署少将副处长。1948年中原战败后,逃回桂林做小生意。1954年被桂林公安局逮捕,以战犯身份长期在开封、西安监狱关押改造。1975年获特赦释放,1980年范树德当上了桂林市政协委员。 范树德的坎坷经历,使他获得自由后才能开口说话。他看到《朱德的扁担》后,作为亲身经历者和见证人,在《文史通讯》1982年第三、四期撰文,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三处与史实不符:①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八个字。②朱德挑粮的路线,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到茅坪,而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③挑粮重量,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一百斤),而实际上,是四十斤左右(当时范树德二十来岁,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 江西地方党史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经过验证,认为范树德说的情况是准确的。当年在井冈山,毛泽东住在茅坪(就是八角楼所在地),朱德的军部住在桃寮村。茅坪在井冈山半山腰上,山下的粮食是运不到那里的,只能在宁冈砻市以下的地方。从砻市往下走,就是柏露村。这里是永新通往井冈山上的必经之地。朱德挑粮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往返六十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三四十斤左右。朱德军长年岁大了,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作‘捎马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这已经是体能的极限了。 至于那根扁担,就是朱德让范树德给他做的。范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铜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范树德的回忆被认定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复制这个文物,派专人带着一根井冈山毛竹扁担,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范在扁担上书写后,来人高高兴兴地返回井冈山。一位细心人突然发现“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的“乱”字,当年必定是繁体字,而范树德却写成了简体“乱”字,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件不真实的复制品。为了还原历史原貌,又第二次派人带着扁担赴桂林让其重写。然而范树德已经去世,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的扁担,就是范树德书写的带有简化“乱”字的八个字。历史给人们留下了这点遗憾,同时也留下了朱德扁担背后的故事。 朱德的扁担(扁担上的字由范树德题写) 2001年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过去回忆中的错误:“小学课本有《朱德的扁担》一文。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后来,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又高高兴兴地下山挑粮去了。” 挑粮没有改变井冈山的困境 朱德挑粮的故事,表现了他与战士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但历史事实证明,挑粮只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井冈山的困境。 红军到山下向老百姓买粮食,是需要钱的。“八月失败”回到井冈山后,红军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困,不能四出游击,打土豪筹款。买米的钱越用越少,红军生活陷入了困境。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说:“给养问题: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现在军中的生活则相反,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因为现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米由地方供给),时常难乎为继。‘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了他们的苦处。耐得苦,比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仅仅发伙食钱,此外一切费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现洋万元以上,出发全靠打土豪。但一则打过的地方,没得打了;二则敌人围得紧紧的……打土豪也不许你打远。三则敌情之严重,单独一两营兵简直不能出去筹款。要筹款须得多兵,问题就不简单了。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2](这是毛泽东报告的原始版本,后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修订时,删去了其中大部分话。) 五分钱的伙食是什么概念?井冈山老战士黄达回忆:“那时的五分钱和现在的钱不太好换算。我小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换八百个铜板。一分钱就是一个银毫子,等于一百文。所以那时红军五分钱的伙食,每天只能吃三钱盐、四钱油,常吃野菜、南瓜,很少吃肉,生活是很艰苦的。” 当时在28团当连长的粟裕回忆:“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作。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共产党员、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病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涨肚子,不好受。……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得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3] 毛泽东也意识到井冈山可能坚持不了很久。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以赣南为退步”的想法。他说:“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而不是政治的意义。”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上了井冈山。彭虽然只带来了800人,但每天要吃饭,更加重了朱、毛的负担。冬季来临,井冈山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粟裕说:“井冈山经济基础薄弱,地区比较狭小。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五十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五十公里。两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在这个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山区待着,早晚会被困死。所以,1929年1月,朱、毛在山下柏露村开会,决定带红四军主力下山,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开辟新的根据地。此后,朱、毛红军开始了进军瑞金的征程。 新发现的史料 “朱德扁担”的故事已经考证清楚,应该可以定论了。作者最近突然发现了一则新史料,不胜惊喜。 为了搜集研究资料,我去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的旧杂志,看到1936年上海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11期上,有篇介绍朱、毛红军的文章,署名“柳云”。这是个化名,但从文章内容看,是个经历过井冈山生活的人。估计是后来脱离了红军,为杂志写写稿子。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说朱德在井冈山与红军“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去往桃寮挑谷子。“朱确与众同挑,有人在其扁担上大书‘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字,至今赤军中犹传为美谈。” 这是朱德扁担最原始的记载。《逸经》在上海是个颇为特殊的杂志。社长简又文,和政界、军界及文化界人士都有关系,交际很广。《逸经》经常刊登一些有特色的稿件,但作者和稿件的来源是绝对保密的,连总编谢兴尧都不了解。瞿秋白牺牲前写的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就是首次发表在《逸经》上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特科人员、红色牧师董健吾陪同美国记者斯诺秘密潜入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董带回了红军长征的回忆录,据此写成两万字的长文《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署名“幽谷”,也在《逸经》上发表。这是国民党统治区首次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柳云写朱、毛红军的文章,发表在1936年,距井冈山朱德挑粮的时间仅有8年。他的记载是清楚准确的,也可以为“朱德扁担”的争议作一个裁决了。 [1]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1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2] 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第39页,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 [3]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7—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我们在太行山上 1962年,刘伯承元帅在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时,提笔写了一个豪迈的题目——《我们在太行山上》。 长达千里的太行山,雄踞于华北平原和山西黄土高原之间,是中国地形第二、三阶梯的分界。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今天我们说的太行山,就是指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太行山脉。但是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称它“首起河内(今河南济源),北至幽州(今北京)。引而东直抵海岸,延袤二千余里,皆太行也”。这个说法把河北的燕山、北京的军都山、西山,山西的恒山、五台山、王屋山都连为一体,所以顾祖禹又称太行山为“天下之脊”。 太行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山脉之一。但它不像泰山、黄山以风景的秀丽和壮观被历代诗人咏叹赞赏,很少有文人描写太行山的风光和景色。不绝于史书的是围绕太行山周围发生的大小战争。太行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古往今来的将帅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上演了太多的悲壮故事。塞北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无不是先进入山西北部,然后穿越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的。而统一中国的帝王,也是先据太行而争天下。然而无论进攻还是防御,要想出入华北平原或从内蒙古高原进入山西,只能通过著名的“太行八陉”。 “陉”是古代的地理概念,指山脉中断处形成的通道。在地壳板块间巨大的推顶和挤压作用下,山脉间产生的皱褶和断裂,加上水流的冲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峡谷。这种在裂谷或河谷间形成的狭窄通道,崎岖难行。一陉有的长达数十里,有的长达百余里。古代兵家选择险要之处,建立关隘。有的一陉连设几关,非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是难以逾越太行进入山西或河北境内的。《述征记》说:“太行首始河内,北至幽州,有八陉:第一轵关陉(今河北济源市西北),第二太行陉(今河南沁阳市西北),第三白陉(今河南辉县市西),第四滏口陉(今河北磁县西北),第五井陉(今河北井陉县西),第六飞狐陉(今河北蔚县东南),第七蒲阴陉(今河北易县西北),第八军都陉(今北京昌平西北)。” 今天,八陉依然是出入山西的主要通道。不同的是高速公路和国道已取代了当年的隘路,长龙般的载重卡车拉着煤炭,贴着峭壁鱼贯而行。石家庄通往太原的井陉,是八陉中最主要的通道。著名的娘子关和固关,当道矗立。娘子关前的卵石路,石块被磨得光亮圆滑。而固关内的石板路,则被千年的车轮磨出了道道辙沟,我们在感受岁月沧桑的同时,依然能看清楚当年险峻的地势。所以自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与中原王朝进出山西,加上历代逐鹿中原,太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依托太行山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出入于太行山和华北平原之间,在抗日战争中留下了精彩传奇的故事。同样依托太行山的天险,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拼杀屡次失败,而共产党和八路军却以劣势装备在太行山站住了脚,让日本人无可奈何?怀着这种好奇,我们踏上了寻访太行之路。 飞狐陉与平型关 从历史记载看,太行八陉在不同的时期,侧重有所不同。当皇朝的中心处于长安、洛阳时,逐鹿中原使得太行南边的轵关陉、太行陉、白陉兵车过往,如东汉、唐朝、五代。如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则井陉以北的四条通道又烽烟四起。日军侵占华北平原后,按照既定部署,开始进攻山西。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都认为,山西有太行之险,足以抗击日军。于是国民党大军云集代北,过黄河参战的八路军也调到恒山、五台山地区。国民党军队防守的重点是山西北部的门户大同和天镇。 中日两军的统帅——阎锡山和板垣征四郎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36年,板垣以日本关东军代表的身份到山西拜访阎锡山。令人意外的是,板垣谢绝了阎锡山的专车迎接,说要旅行观光,徒步从河北的蔚县走到了大同,沿途考察地理情况。他走的就是太行八陉的飞狐陉。 飞狐陉 飞狐陉的名字最早见于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的谋士郦食其劝其据飞狐之口,防止楚军迂回汉军的后方。两汉匈奴南下,飞狐陉是从代北进入河北的主要通道。今天的飞狐陉,从蔚县到广灵已经成了通衢。历史的遗迹是蔚县东南通向涞源的一条小路,从北口村到大宁村。这里是恒山支脉的翠屏山,远远看去像一个巨大的屏障。走到近前,才看见大山裂开一条窄缝,飞狐陉就从这个裂谷中蜿蜒行进,但是这条小路因崎岖艰险,近代就少有人行了。日军进攻山西是兵分三路:一路沿平绥铁路,从张家口进攻天镇;一路从蔚县进攻广灵;一路进攻灵丘。国民党军队把主力摆在大同一线,准备迎击张家口方向的日军。但是板垣师团从飞狐陉的出击,如同楔子打进国民党防线的腰部,对国民党军队的后方造成了威胁。当北路日军攻破天镇后,阎锡山看到自己的部队有被包围夹击的危险,被迫放弃大同重镇,退守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在初战较量中,阎锡山败在板垣征四郎手下。但是板垣没有想到,八路军在平型关给了他狠狠的一击。 平型关位于山西灵丘与繁峙县交界处的一条黄土岭上,又名瓶形寨。明朝长城分为外长城和内长城,平型关与西面的雁门关、东面的紫荆关形成内长城的重镇。现在的平型关村就是当年驻军的关城,还保留着城门和厚厚的土墙。关城为正方形,南北有两个门,城墙周长约3000米。整个村子家家有高墙,就像一个堡垒。再沿着坑坑洼洼的土公路往山顶走,平型关口正当山口隘路。关口显得很矮小,拱门仅容一车一马。关前一条羊肠小路,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山下的关沟。关口两面延伸的土长城还保存着部分遗迹,关后面为一小盆地,相传北宋初年,这里是杨六郎镇守抗击辽军的地方。从地形看,这里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如果在这里组织正面防御战,也是一个不错的战场。 1937年9月22日,八路军115师奉命出动到平型关一带迎击日军。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得知板垣师团将由灵丘经过平型关的情报后,提前到当地侦察地形。林彪没有选择利用平型关险要组织正面防御,而是看中了乔沟的地形,决心打一个歼灭战。 今天从灵丘县城乘车去平型关,沿着平整的公路飞驰,不到一小时就进入太行山区。这一带不是太行八陉那样的岩石峭壁,而是相对平坦的黄土塬。原来的老路是走塬下的自然沟壑,沿着谷底进入乔沟。现在的公路是行于塬上,站在路边往下看,乔沟依然是当年的面貌。窄窄的一条土路,仅容一车通行。到前面沟窄之处,已被树木和茂密的植被遮盖,连沟底也看不见了。两面的土坡相当陡峭,攀登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原来作为制高点的老爷庙,今天就在公路旁,修葺一新,大名叫关公庙,庙前立着“平型关战斗遗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牌。与对面山坡上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遥相呼应。从塬上俯瞰沟底,才感到这里真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战场,不要说往下扔手榴弹,就是扔石头也能把下面砸得人仰马翻。 9月25日晨,日军板垣师团的后卫和辎重部队百余辆汽车、马车排成一路长队,大摇大摆地进入乔沟。由于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日军完全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在这样险要的山沟里居然没派侦察前哨。待日军的汽车和大车进入伏击地域后,随着一声令下,几千八路军战士猛烈开火。经过一天激战,消灭日军1000余人。但115师也付出了几百人的伤亡,而且这次战斗没有活捉一个日军俘虏。 平型关战场遗址 平型关大捷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欢呼。但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样打硬拼仗,用不了多久,这些经历长征的骨干力量就会消耗殆尽。而且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的大型会战,均以失败告终。因为战争双方实力的对比是十分明显的。日军侵华是蓄谋已久,他们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日本情报人员走遍他们所能到的地方,把中国的人情地情摸得一清二楚;而国民党军队则是仓促应战,将领在作战指挥时强调寸土不让,和日军正面对抗,结果总被日军迂回包围或侧面突破。刘伯承说国民党军是“牛抵角”战术,只知道硬顶,不会智取。太原的失陷使共产党面临严峻的选择:是跟国民党一起撤退呢,还是单独进行抗战?毛泽东及时调整了战略方针,提出了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指示,把原来八路军三个师集中于恒山地区的方案,改为分散到山西的四角地区。他提出“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将八路军化整为零,依托太行山创立抗日根据地。他形容八路军是“麻雀满天飞”,到处填补国民党军队撤退后的空白,创造了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犬牙交错”局面。日军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八路军则在山区、平原的农村开辟了一块又一块的根据地。 探寻黄崖洞 山西的初期抗战给人以深刻的教训:太行八陉的天险并不足以抵御日军的进攻。这是因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仅靠几个隘口和险要地形是不够的。战争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自然地理环境,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在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沦陷后,八路军转到太行山深处,依托山险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黎城县境内的黄崖洞就是一个典型。 没到过太行山,不知道太行有多深。今天从太原去左权,汽车在平整宽阔的公路上飞奔,盘过一个个山头,绕过一道道山梁,使人感到曲折盘桓。试想几十年前,连公路都没有,要在羊肠小路上艰难地行进,太行山真是天然的屏障。左权是太行山地势最高的地方,海拔平均一千五百多米。山峰壮观,满眼青翠。山与山之间不时出现一块块河滩平地,小小的村庄炊烟袅袅,显得格外宁静。从左权县城出发,翻过桐峪的山冈进入黎城县境内。经过东崖底镇,转而进山,行数里到赤峪,就是黄崖洞的入口了。只见陡崖千仞,如同鬼斧神工一般。一条山涧形成的通道,蜿蜒而入,纵深千米。两侧峭壁耸立,从涧底仰视,只见一线青天。这个峡谷俗称“瓮圪廊”,尽头是一挂飞瀑,淙淙而下。岩壁有一条陡峭的石阶道,分上下两段,以吊桥相连。通过这条险道后,眼前豁然开朗。群山环抱间有一片片的平地,树木茂盛,泉水汩汩,如同桃花源的景色。到一个岔路口,往西去沿着一条溪流而上,到达半山的水腰。这里地势平整,鸟语花香,泉水不断,后山有条小路通过左会垭口,翻山就到武乡。从岔路向东走,在陡壁之上,有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山洞,就是著名的黄崖洞。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一条狭窄的石磴小径,也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由于地处深山,这里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黄崖洞峡谷 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华北、中原大片国土的沦丧,使八路军孤身置于敌后。如何在困难的形势下坚持抗战,成为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冷静地分析局势,提出了持久抗战的理论。日军虽然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但他们兵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完全控制广大乡村。而乡村中,山区又比平原地区更适宜生存。“山区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毛泽东说,“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他提出,八路军应该依托太行山,建立根据地,然后向河北和山东平原地区发展,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5师一部去山东开辟新区,一部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晋察冀军区,然后发展到太行山北部。129师在太行山南部建立晋冀豫军区,这也是遵循了红军时期的传统,根据地一定要建立在几省交界、交通不便的山区。当年井冈山、大别山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与日本人作战好比下围棋,作战就是“吃子”,建立根据地就是“做眼”。眼做多了就搞活了。 1939年春,中央决定在太行根据地发展军事工业,为八路军提供枪支弹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亲自勘察选址。当他来到黄崖洞,看到这里群山环抱,易守难攻,前有天险,后有退路。他立即决定在水窑建立军工厂,在黄崖洞驻军。很快,两千多八路军战士和工人来到这里,盖起了车间,运来机器设备,一年后,黄崖洞成为八路军的中心兵工厂。今天在水窑修复了两个车间,为大家再现了当年的景象。管理员小郝还热心地领我们上山,在树丛中还保留着当年储存武器的洞穴和职工住的房屋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生存环境是相当艰苦的。这些真实的遗迹现在还没有被开发为旅游资源,我们拍摄的照片可以算是独家采访了。这不仅是一个兵工厂,也是八路军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典范。 黄土岭上打游击 依托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开始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日本人虽然占领了华北的大城市和交通线,但对太行山区始终是鞭长莫及,无法实行有效的控制。因为当时的太行山区几乎没有公路,日军的卡车到山前只得止步,日军也要翻山越岭,徒步行军。而八路军在山里行踪飘忽,令日军无从得手。日军桑木师团长说:“华北治安之枢纽,实在山地。如山岳地带未能彻底肃清,则明朗华北之实现,仍属难望。”所以,日军加大了对太行山扫荡的力度,而八路军也在寻找机会,频频打击日军。1939年1月的黄土岭战斗,八路军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就是一个游击战的例子。 黄土岭地处涞源和易县的交界处,无论从哪个方向去,都要在太行山里绕个大弯。看地图似乎没有多远,上路之后,才知道即使是交通发达的今天,去那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从狼牙山出发,先是在七峪山里的简易公路上颠簸,出山到了岭西镇,才上了保定到涞源的国道。这一路虽然只有几十里,却经过了满城、顺平、唐县三县之境。到川里镇转向北到涞源的银坊镇,又进入了太行山。这一带山川秀美,土地不多,因而村落比较少。过了司各庄,老乡指着前面说,那里就是黄土岭了。 黄土岭不是岭,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垭口,地势比较平整。根据历史记载,阿部是被打死在山间平地的一座独立房屋前。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我们从公路迈过河沟,来到那所房子跟前。令人惊讶的是,岁月过去六十多年,房屋居然还保持着当年的原貌,石头墙,青瓦顶,土坯院墙,屋前有一个巨大的石碾子。从屋前的平地上向对面山头望去,也就是几百米的距离。遗憾的是房屋主人出门赶集去了,失去了采访的机会。回到村口,七十多岁的陈老汉亲切地招呼我们,他抽着旱烟袋锅子,为我们讲述当年的故事。 黄土岭 1938年,根据中共中央到敌后开辟根据地的指示,八路军走出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日军势力所及,仅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也就是“点和线”。县城以外的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大部分成为八路军的游击区。所以,日军把八路军视为心腹大患,从1939年起,不断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讨伐”。八路军则依托太行山的险峻地势,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1939年1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实施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多路向晋察冀军区扫荡。其中第二混成旅团在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指挥下,于10月下旬从张家口出涞源,对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进行扫荡。从涞源到银坊这段路,连接着古代的蒲阴陉。蒲阴陉是指从易县紫荆关到涞源佛图峪这段山路,也是京师通往山西的重要通道。明朝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在大同、张家口一线设外长城,又在紫荆关沿太行山脊修筑内长城,蜿蜒经过插箭岭、走马驿、倒马关,再向南延伸到井陉。这样,涞源就被隔在内长城之外。今天走这条路,到插箭岭就进入太行山峡谷,拒马河的支流穿行其间。公路紧贴着岩壁,使人感到大山随时会压下来。到走马驿,公路两旁的松柏粗壮苍翠,山坡上有一条狭窄的小径。经过的山村中还能看到明清时代的老房子,石墙青瓦,熏黑的窗棂,显示出这条驿路的沧桑岁月。这条路与太行八陉的东西走向不同,是南北走向,但在历史上早有记载。北魏时期从平城(大同)越太行攻打中山(今河北满城),因路途艰险曲折,北魏皇帝几次动用大量人力,开凿从灵丘到铁关的“直道”,就是从太行峡谷中去曲取直,开一条新路。铁关就是明朝的倒马关。志书上把这条道路叫灵丘道,就是今天从灵丘到唐县的公路走向。倒马关与紫荆关、平型关并列内三关,南跨横冈,北临拒马河。城周五里,屹为巨镇。紫荆关与倒马关都是出太行进入华北平原的隘口,所以蒲阴陉在明朝实际上是防御内长城的军事交通线。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活动区域,就是利用了内长城的屏障,在太行山里的银坊至狼牙山一带活动。进可以出击平原,退可以在深山峡谷里机动。据县志的记载,日军占领涞源后,为了封锁太行山区,强征百姓修建涞源到蔚县、驿马岭、紫荆关等地的简易公路。但是白天修路,晚上八路军就发动群众破坏路,使日军无法使用。所以,阿部指挥日军对银坊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由于没有完整的公路,日军无法快速机动,只能沿着峡谷间的山路慢慢行进。 八路军事先得到了情报,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部署三个团在银坊以东的雁宿崖设伏。这段路是一条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两边山岭陡峭。日军一个联队进入包围圈,八路军在山岩上居高临下,猛烈开火。六百多日军全部被歼,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阿部得知情况后立即增援,指挥一千五百多日军,烧毁银坊镇,当晚到黄土岭宿营。第二天早上,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在山头上用望远镜发现一所独立房屋前,有一群日本军官在指挥。他急忙指挥迫击炮向那里轰击。连发数弹,当场击中阿部本人。后来通过新闻广播,我方才知道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日军最高职务的指挥官。杨成武自豪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阿部规秀阵亡的报道 黄土岭一仗,八路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是一炮打死了阿部,使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看起来有运气的成分,但说到底,还是得益于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承认:与八路军作战,如同狮子捕鼠,调动部队跑来跑去,很难捕捉到与八路军决战的机会。刘伯承元帅则把游击战术生动地比喻为“狼的战术”,说是狼在坡路上等着,一个人推车上坡,狼就照准他屁股咬一块肉。推车的人手也放不下,走也走不脱,只能让狼吃去一块肉。刘帅风趣地说:“狼的战术是高明的,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 太行山深处,风光秀丽。山村被柿子树、杏树、桃树环绕,田里的麦子即将成熟。虽然平坦的公路从村中经过,但也少有车行。老区人朴实、憨厚,行动不急不慌。外部世界那五光十色的诱惑,似乎对他们不起作用。直到今天,黄土岭也没有开展任何旅游项目,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场景。村子里异常宁静,根本想象不出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从黄土岭回来路过司各庄小学,简陋的校舍与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的场景差不多。一群学生在河边树下念课文,然后一个个到老师面前背诵。孩子的眼睛充满了欢乐,好奇地看着对准他们的镜头,丝毫没有那种由贫穷而产生的自卑和忧伤。在山里,他们生活得如此宁静,反而让我们这些终日忙碌的都市人产生了羡慕之情。 古今重镇娘子关 我们考察的下一站是娘子关。娘子关在山西与河北的交界,号称“天下第九雄关”。太行八陉中最重要的井陉,就从这里通过。历史上的井陉,东起河北鹿泉的太行山脚,历史上叫土门关,位于今鹿泉正太公路旁的土门村,旧关门上写着“三省通衢”的匾额。今天看来,也就是一个村子的门楼。然后进入井陉地界,沿着绵曼河谷的走向,经上安、微水、长岗、板桥、长生口、核桃园到山西边境的固关,长约百里。历史书上说,从土门关进入太行山,山势自西南而东北,层峦叠岭,参差横列。井陉县东北有陉山,四面高平,中下如井,故称井陉。秦始皇东巡之中病逝,臣下护送灵车从井陉返回关中咸阳,说明这里已经是通过太行山的要道了。楚汉战争中韩信率军出井陉,摆下著名的“背水之战”,就在今天井陉的微水边。书上说当时的井陉是“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可见是一条狭窄的隘路。这一战使井陉更加出名,历朝历代的河北战事,都与井陉有关。北齐高欢从太原争河北,几度从井陉出兵。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唐军从太原出井陉,攻真定(今河北正定),直捣叛军的后方。所以兵家总结说:“太行为控扼之要,井陉又当出入之冲。” 因此,在井陉西端的险要隘路,历史上都设关驻军。娘子关号称“天下第九雄关”,是井陉的西口,坐落在桃花河瀑布峡谷的隘路上。面向山西的西关城是经过整修过的,高大雄伟,城楼的匾额写着“京畿藩屏”四个大字。面向河北的东关城面貌依旧,关内一条石板路,住家不多,显得安静祥和,母亲怀抱中的孩子瞪大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衣着异样的外来客。附近有承天寨,明朝时设重兵把守。太原到石家庄的铁路和高速公路都从关下经过,使得娘子关更为出名。翻过山到另一隘口,就是故关。战国时期这里是中山国的要隘,也是井陉真正的西口,为了与娘子关区别,把此地称为故关。现在的关城和城墙是明朝修的,更名固关,取其险要坚固之意。今天的固关旁边是太原到旧关的国道。进入固关关门,路上的青石板被车轮碾成两寸深的辙沟,告诉我们固关的历史沧桑。古书上形容说:“故关南北,山坂回环,南连赞皇、元氏,外通平定、乐平,所辖隘口凡三十有六。”可见井陉道上是关隘重重,形成了几十里长的纵深防御体系。所以当年无论是攻山西还是出河北,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清末民初的山西是个处境微妙的地方。中原的战乱没有破坏山西的安定,山西的统治者既想开通对外的联系,又想维持闭关自守的状态。民国初年修正太铁路时,特地修成窄轨。京汉铁路的货运到石家庄,要从火车上卸下来,换到山西的小火车上拉进去。阎锡山在抗战爆发前修成同蒲铁路,也采用窄轨,可谓用心良苦,但就这样也没挡住日本军队的入侵。1937年10月的忻口会战,国民党军集重兵于太原以北,与日军苦战。但是没想到日军突破娘子关,从井陉杀入山西,迫使阎锡山放弃太原。日军为了加强对山西的占领,扒掉正太、同蒲路原来的窄轨,换成统一的宽轨。这样,日本人的火车不断向内运兵,向外运煤。日军依靠“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将八路军的太行山根据地从中隔断,形成分割包围之势,配合“扫荡”,不断蚕食、压缩抗日根据地。要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围攻,关键是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而日军的命脉,就是正太路。 娘子关城墙的弹坑 精心部署准备之后,1940年8月20日晚,八路军发动了对华北铁路、公路的大规模破袭战,又称“百团大战”。战役重点在正太路沿线的娘子关、井陉煤矿等目标。战役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各部队作战一千八百多次,使日军在河北、山西的铁路、公路网和桥梁、矿山等设施遭受严重损失,对日本军政高层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日军开始重新评估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并把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当成作战的主要目标。 今天,娘子关旧关的城墙上,还保留着当年作战留下的弹坑。石太高速公路的开通,把井陉变成了通衢大道。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井陉古道的原貌,也体会不到当年的艰难险阻。从山西运煤的重型卡车,川流不息地在太旧国道上缓缓行驶。长年的超载卡车把公路轧得崎岖不平,多处裸露出底层的石子。这条国道与它的名字一样,真是太旧了。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在卡车的巨轮下经过,被飞扬的尘土和煤灰蒙住了玻璃和视线。原来泉水清澈、洁净美丽的娘子关,被煤灰搞得灰头土脸。固关和附近的长城被修葺一新,但关下的破烂公路却令游客望而却步。娘子关何时才能恢复往日的秀美? 不屈的狼牙山 本来,我们寻访太行的第一站是狼牙山,把它放在文章的后面写,是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沉重的回忆。狼牙山在河北易县西南,海拔1025米。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里称其为狼山,说它“山谷高深,与恒山接”。五代时候契丹南下,当地人曾在这里修筑山寨,躲避战乱,人们对它的印象并不深。1941年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座山。 童年时看《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感觉这里是一座陡峭险峻的荒山。真正来到狼牙山下,立刻被它雄伟和秀丽的风光所震撼。山下树木青翠,清风徐徐,令人心旷神怡。山顶怪石突兀,形似参差不齐的狼牙。这里的山峰不像华山的千仞绝壁,倒像黄山的梦笔生花,岩壁形成一级级的台阶使山头形如竹笋,松树在岩缝中顽强地生存,为灰色的岩石覆盖了一层绿色。 狼牙山 狼牙山是太行山延伸到华北平原的支脉,山下就是一望无边的平原。远眺易县、保定等城市和平汉铁路,进可攻,退可守。所以,狼牙山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中心地区。日军把晋察冀军区视为威胁华北和平汉路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1941年6月,冈村宁次大将接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集合七万多兵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9月24日,日伪军两千多人围攻狼牙山地区,一分区杨成武司令员指挥分区机关和群众三万多人从狼牙山中向太行山深处转移,担任掩护的1团7连扼守半山的棋盘坨,阻击一天。最后留下2排6班掩护,这个班只有五个人:班长马宝玉,班副葛振林,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宋学义。 马宝玉等在山间小路,借助山上茂密的树丛射击敌人。敌军以为找到了八路军主力,喊叫着向山上攻击。本来山上还有其他的小路可以向山后转移,也有山洞可以隐蔽。可是五勇士为了拖住敌人,向山顶一边战斗一边冲,因为没有当地群众担任向导,他们退到山顶的悬崖上。当日军嚎叫着冲上来、想活捉他们的时候,马宝玉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人,然后摔坏枪支,带领大家跳下万丈悬崖。 在山下的五勇士纪念馆,我们看到了军区颁布的训令,高度评价了五勇士“至死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了纪念牺牲的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1942年军区在山顶修筑了“狼牙山三壮士纪念碑”,后来被日军扫荡时破坏。1959年当地政府重修五勇士纪念碑,“文革”中再次遭到破坏。现在矗立在山顶的雄伟纪念碑,是2000年第三次修建的,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词。五勇士的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的典型。只有亲身登上狼牙山,才能体会到五勇士的伟大。 三勇士碑 今天的狼牙山,已经成为红色旅游胜地。山上修了索道,直达棋盘坨。山下新修了平整的公路,两旁的农户纷纷开设家庭旅馆,招待游人。在休假的日子,这里也是游人如织,但是附近的山头就没这么幸运了。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当地纷纷开采岩石,加工成建筑装修材料。石材已经成为易县的支柱产业,沿途经过,有的山体已经被削去一半,有个村子为了开采页岩,从村旁的地基向下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o m 在反扫荡残酷的岁月里,八路军依托太行山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1941年11月,从黎城开来的日军三个联队五千多人进攻黄崖洞,企图彻底摧毁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依托天险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抗击了6个昼夜。日军付出了千人伤亡的代价,仅仅占领了兵工厂的空房子。黄崖洞保卫战八路军伤亡仅160人,创造了对日军作战1:6的战绩。 但是,冈村组织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扫荡,给华北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破坏。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使我军在冀中平原的根据地几乎全部损失。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转移到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时陷入日军重围,左权掩护彭德怀和机关人员分路突围,不幸牺牲。扫荡过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缩小过半,只能在太行山深处坚持斗争。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为了困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日军在平汉铁路沿线修了几百千米的封锁沟,切断了平原地区向山区输送粮食的道路。当时太行山区又遇到严重的旱灾,根据地军民几乎到了断粮的境地。为了渡过难关,改善处境,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策略,毛泽东指示各级干部: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将引起敌人的残酷镇压,其结果会造成群众的恐惧,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保护民众不吃亏;允许采取两面政策,长久坚持,一切只顾一时痛快的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此后,八路军在太行山里搞生产自救,精兵简政,不再轻易发动大规模作战。冈村也感到实力不济,太平洋战争抽走了华北最精锐的师团,冈村也没有能力再大举扫荡,只能维持华北的局面了。 一位元帅说:中国抗战的胜利是熬出来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咬牙坚持,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能等到胜利的一天。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平原地区的部队和干部,陆续撤到太行山区休整,养精蓄锐。在日军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太行山根据地组织了小股的武装工作队,再次深入“敌后的敌后”,恢复平西、冀中等平原根据地。在通往太行山的各条通道上,都建立了秘密交通线。1943年,中共中央将各根据地的领导干部集中到延安,进行整风学习。太行山南部的滏口陉,这时成了出入太行最重要的通道。山东、华中等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是从这里转赴延安的。刘少奇从山东根据地转道河北沙河,通过平汉路,然后经武安、涉县进入太行山,到达八路军总部驻地左权县麻田镇,再通过同蒲路进入吕梁山区,从晋西北渡黄河到延安。陈毅则是从华中辗转到河南安阳,过平汉路后沿着清漳河北行到麻田,然后经太谷进入吕梁山。麻田镇地处滏口陉的北端,是当时最大的交通中转站。各地领导干部经太行山赴延安,由秘密交通站接力护送,通过多处敌人封锁线,却没出一次意外。刘伯承元帅指出:“太行山,不仅在抗战初期是我们据以开辟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支点,在抗战中期,还支援了平原地区的斗争。在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许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则调到太行山区来休整、训练,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础。这样,山区和平原互相配合,充分地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雄伟力量。我们就是依靠这个力量,坚持了艰苦、复杂的斗争。”这是对太行山最高的评价,也是对太行山抗日战争的总结。 反腐败:在新中国建立之前 提起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人们都会想到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还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是毛泽东教育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防止腐败产生的经典论述,也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是从建国后开始的。 其实早在建国之前,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从共产党进入城市的时候起,严格组织纪律、反对腐败堕落的斗争就已经展开了。 男女关系衍生的政治案件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投降。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抢在国民党接收之前,建立东北根据地。最先到的是原抗日联军干部,他们进入北满各地城市,开始建立政权,进行接管。从深山密营的艰苦生活转变到城市的舒适生活,有的干部产生了享乐思想,革命意志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男女恋爱的问题上,从沉溺于男欢女爱演变为严重的政治案件。 1946年1月,北满合江军区依兰县第5支队副司令杨清海叛变。杨清海1940年参加抗联第7军,任大队长。在日军围剿的艰苦环境下,许多人叛变脱离队伍,杨清海却表现得相当坚定。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带领队伍到苏联境内坚持斗争。1945年8月,他随苏联红军解放依兰县,被任命为城防副司令。八路军部队到达北满后,杨清海又担任合江人民自治军依兰第5支队副司令。 当时的依兰情况复杂,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等因为当过抗联的关系,自封为各地的“司令”。伪满官吏、军警仍旧把持着当地的权力。杨清海受他们的引诱,很快腐化堕落。他认识了开赌局的辛老头的女儿辛爱玉,辛爱玉外号“辛大姑娘”,是依兰城里有名的妓女。杨清海本来有妻室,但在辛爱玉的诱惑下遂与她同居。辛爱玉当了姨太太,那些开赌局的地痞流氓就把杨清海当成他们的保护伞。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国民党特务把杨清海当作策反对象。他们穿针引线,让杨清海和李华堂拉上了关系。杨清海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与李华堂密切联系,等待时机叛乱。依兰人都说:“若没有辛爱玉,杨司令恐怕还不敢叛变。” 合江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是来自陕北的老红军。他对杨清海通敌活动有所察觉,便与张闻天书记商量,把杨清海调到佳木斯学习,解除他的职务,审查他的问题。杨清海感到情况不妙,便派人联络李华堂,决定发动叛乱。 1946年1月10日晚,依兰县政府的干部为杨清海设宴饯行,勉励他好好学习,处理好家庭问题。杨清海表面客气,心里暗藏杀机。夜里,他命令亲信在营房动手,打死了依兰独立团三位关里来的干部,煽动大家跟着他叛乱。就这样,杨清海拉走依兰独立团两个连一百五十多人,长短枪一百六十多支,到西山与李华堂会合。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杨清海叛变,在当时东北影响很大。 当年10月,贺晋年司令员带领骑兵在牡丹江追剿李华堂,土匪被打散了。辛爱玉受伤被俘,杨清海只身逃到了国民党盘踞的长春,在那里靠赶大车度日,后来到沈阳做小买卖隐藏起来。1950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 男女间的情感问题,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演化成严重的政治事件,这给进入城市的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在战场上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并不复杂。但是如何应对进入城市后带来的种种变化和新情况,特别是在生活、男女情感等方面防微杜渐,保持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作风,杜绝腐化变质,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整顿队伍,清除腐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战略方针指引下,关内各根据地调动10万大军进入东北。194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和种种不利因素,东北初期的斗争非常艰难,特别是1946年6月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撤退到北满,部队损失严重,干部中的一部分人思想混乱,形势非常危急。 中共中央做出重大决策,改组了东北局。1946年7月,新组建的东北局领导集体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林彪、罗荣桓、陈云、高岗等共同起草了东北局《七七决议》,号召东北的党和军队的干部重整旗鼓,整顿队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努力奋斗。 建立根据地的关键在农村。《决议》强调:要掀起干部下乡的热潮,必须克服腐化享乐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决议》号召各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 在反对和平思想、腐化享乐,动员干部下农村的同时,部队的整顿工作也在深入展开。根据以往的教训,凡是土匪活动猖獗、叛变多发地区,国民党特务、地主武装的捣乱破坏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内部的队伍不纯、坏人掌权和干部腐化堕落,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要先清洗内部,内部纯洁了,队伍才能巩固。1947年4月29日北满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报告,汇报了半年以来的剿匪和建军工作,谈到整顿地方部队工作,首先是清洗坏分子。他说,有些部队内部极不巩固,成分复杂,警察、特务、地痞、把头等占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干部历史复杂,不可靠,上级对这些部队进行了整编清洗。“清洗的数目,全军区统计在连排干部中即占半数以上。” 在整顿过程中,卓雄还发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犯错误的还有关内来的老同志。他在报告中反映:某军分区“很多的干部都贪污腐化搞女人”。“在生产方面发生过很严重的现象。私人做买卖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贪污腐化的风气。近来经过多次检查批评,已有转变。现在除了上级指定专门机关搞生产工作外,其余部队、机关、个人绝对禁止商业生产。部队机关生产规定解决全年的菜、肉类、黄烟、办公费等项,主要进行农业生产。” 卓雄反映的贪污腐化问题,东北局早已注意到了。确实有个别干部,进城之后贪图享受,拜倒在金钱美女的脚下,丧失了革命意志。有的为了享乐,挥霍贪污公款,造成后方财经工作混乱。战争的形势不允许革命队伍中有这些蛀虫存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东北局制订建立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后方的城市政府部门中,清除腐化变质分子和贪污分子。为此,东北局在1946年8月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指出:在目前战争情况下,“来东北之干部,自应百倍紧张地工作,以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工作,以奠定立足的基础,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但有些干部却只顾个人的享受,对战争与建立根据地及其他工作,皆缺乏积极性。此种思想与行为,必然造成重大损失与困难。我各级党政机关,今后除加紧党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外,对于纪律方面亦应严格注意。尤其对于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无限制发展私人财产的行为,只顾自己挥霍享受不顾士兵与人民痛苦的行为,应加以干涉与取缔”。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各地政府机关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查出了一批腐化变质分子。他们有的挥霍浪费,化公为私;有的堕落腐化,搞女人,吸大烟,完全丧失了党员干部的立场。这些人虽然不多,但对革命队伍的危害极大。1947年4月出版的东北局机关刊物《群众》第13期出了一个专号,公布了一些典型事例。 在《群众》第13期的反贪污腐化专号上,一共通报了16个干部。除了杨清海叛变投敌外,其余都是进城后追求享乐,走上贪污腐化道路的。这些人在东北局干部队伍中,当然是极少数的。但是他们的堕落给东北的全体党员、战士上了一课:忘记了战争,忘记了党在东北的任务,只追求个人利益,必然陷入堕落的泥坑中不能自拔。东北局要求大家通过这些反面教材,吸取教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把党内的腐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和战斗力。 短短的几个月,东北的党政干部和各部队指战员认真执行了“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三大任务,经过清理内部,革命队伍更纯洁了,克服了混乱局面,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士气。干部战士们从四平之战后不利形势的阴影下解脱了出来,重整旗鼓,开始了新的战斗。 上述案例和教训也使东北局的领导意识到:许多贪污腐化的根源都是从男女关系开始的。婚姻恋爱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防止后方机关干部的腐化变质,上级认为必须从严控制婚姻。东北局当时作了严格规定:连队干部和战士原则上不许结婚,高级干部结婚也要从严掌握。有个政策简称“二五八团”:就是男方年龄25岁以上、8年以上军龄、团级以上才能批准结婚。在战争年代,这个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从而保证各部队干部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后方干部勤恳努力,忠于职守,直至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朱老总亲自整顿军队经商 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与胡宗南周旋。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经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当时各战区部队歼灭国民党军十几个师,俘虏国民党将官106人;华北战区只俘虏一个,还是团长。毛泽东在1947年1月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过去六个月自卫战争,你们已有不少胜利,但比陈(毅)粟(裕)集团、刘(伯承)邓(小平)集团、陈赓纵队(只有四个旅)的胜利是落后的。现在正是你们赶上去的有利时机。”3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你们作战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其他战区的配合。你们长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八个月来各解放区俘虏的106个国民党将级军官中,你区俘获得最少(据说只有1名),其中必有缘故。应虚心检讨,得出教训,以利作战。”[1] 朱德在华北战场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朱德到达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问题。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为什么华北部队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抗战时期遗留的问题。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八路军不能像红军时期那样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军饷,就只有靠生产经商。于是,晋察冀部队在太行山里开荒种地,办商店,搞多种经营。聂荣臻回忆:他领导的边区政府制定新经济政策,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的财产所有权,人民按政府规定缴纳赋税,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另立名目勒索或罚款。政府建立银行,发展农业,积极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繁殖耕畜,凿井开渠。发展军事工业、矿业和手工业,鼓励开展各种生产互助合作,发展商业。 晋察冀边区地处陕甘宁和华北敌占区之间,八路军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地下内线关系等条件,展开工作。八路军的地下关系网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利用一些商人为根据地提供必需品。一部分商人是同情抗日的,有些商人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但他们总想赚钱吧,也愿意同八路军做买卖。尽管日伪对边区封锁,但是,八路军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各种必需品。特别是在天津的路子更广一些,搞到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医疗器械和药品比较多。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 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搞生产经营和商业贸易,使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了,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你想,一个团的编制,后方搞经商的人和前方作战的人数差不多。一个团长还要想着后方的生意怎么办,缴获的财物也不交公,都运往自己单位的后方,这样的部队能集中精力打仗吗?这种前后方不分、建制混乱的现象不解决,不但打不了仗,而且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涣散部队的战斗力。 朱德与刘少奇商量,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这要涉及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6月3日,毛泽东致电同意朱德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认真整顿。在刘少奇的配合下,华北部队清理了经商机构,后方人员由新建的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任后勤部长,黄敬任政委。后勤部统一领导军区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 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了,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了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滋生腐败的根源。干部们都能集中精力作战了。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俘虏军长罗历戎,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朱德非常高兴,赋诗一首,表示祝贺。 [1]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第86页。 中日邦交“破冰之旅”揭秘 今年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44周年,但是中日邦交的“破冰之旅”却要上溯到1953年。那一年,中国政府通过民间交往方式,帮助32000名日本侨民归国。在中日双方的首次接触中,还有一些埋藏多年的秘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史料的公开,今天可以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了。 从民间渠道实现突破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战后的日本政府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结盟,使中日邦交正常化遭遇了严重阻碍。日本民间友好人士都希望与新中国友好往来,新中国也希望与周边国家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决定从民间外交打开突破口,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逐渐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45年日本战败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遣返滞留中国的日本军人及家属、平民共三百余万人回国。从1946年到1948年间,绝大部分日本人回到本土,但是还有一些日本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提出了回国要求。中国政府考虑,在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红十字会的渠道与日方联系。1950年夏,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事伍云甫到摩纳哥出席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期间,主动与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联系,希望与日方合作,帮助在华日侨回国。日本方面积极响应,各界友好人士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与日本红十字会联合,三团体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同意派船接日侨回国。经过反复交涉,日本政府同意三团体代表前来中国会谈,并打破常规,给来华代表发放了公务护照,前往国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中对立的壁垒,实际上被打破了。 1953年1月26日,以岛津忠承为首的日本三团体访华团经香港来北京,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据当年参与此事的新华社记者高梁先生回忆,周恩来总理派廖承志直接领导外交部、公安部、红十字会等方面负责人,参与接待和谈判工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谈判进行得很顺利。3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日本政府承认了这个公报,并落实协议,派船接日侨回国。 为何中方对日侨回国问题如此重视?这是因为三万多滞留中国的日侨中,有两种神秘身份的成员:多数是中国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和在东北地区军工企业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少量是为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作战的日军战俘。 跟随四野南征北战的日本医生、护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怎么会有日本医生、护士呢?作者在查阅解放战争历史档案时,发现第四野战军(以下简称“四野”)中有日本医生、护士的记载,觉得好奇,于是开始了长时间的采访和研究。2000年,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高恩显先生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及《资料选编》,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书中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这个秘密。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鞭长莫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则贴近东北。面对这个历史机遇,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迅速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组织10万大军,向东北进军。 万事开头难,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部队所到之处得不到群众支持。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部队处于“七无”的困难境地,“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各地部队进入东北时,只有战斗部队,后勤人员很少。医务人员奇缺,有的连队甚至连一个卫生员都没有。千里长途行军,进入东北后又得不到休息和补给;还要打土匪,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伤病员成了大问题。东北军区卫生部长贺诚回顾初进东北时期的情况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有些部队一到东北就打仗,有的甚至于还没到东北,就开始打仗了。部队是从各地来的,但卫生人员来的却很少,没有一个整体领导的东北卫生部。当时在山海关、锦州、营口等地打起仗来,各师旅的伤兵总是要往后送。伤兵送来,当时人少、药缺,但是伤兵不能不接收,因此我们不能不利用敌伪的旧医院。各种人员大都是就地争取的,现找药品找材料”,“群众对我们的认识不高,土匪、特务到处活动。在南满我们撤出了城市之后,医院都不能有安定的地区。冀察热辽部队在撤出锦州时,医院800余名伤员坐着担架,骑着毛驴,乱哄哄地爬山越岭,后面还有敌人在追。这种状态,抗战中都很少见,当时的混乱情况即可想而知了。”[1] 接收伪满地方医院时,八路军干部发现:在东北地区,医生、护士属于高等职业,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中国医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规,大量征用日本医生、护士。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徐科是当年卫生部的干部,他回忆:“1946年3月苏军撤退后,高岗带领我们去接收哈尔滨。我受卫生部孙仪之部长的领导。哈尔滨霁虹桥附近有市立第一医院,我去当军代表。孙部长给我的任务是留用日本医生。当时日本人遣返有名单,上面写着职业。根据名单一个个验明身份,才让他们登上回国的火车。我们在火车站和收容所按名单找人,开始是留医生,后来留护士,最后凡是壮年男子都留,当担架员和勤杂工。日本医生不愿意留下,就躲藏起来。有个妇产科医生,藏在马家沟中国人家里。我得知情况后换了便衣,装成家里有人要生小孩,把他引了出来。还有一位泌尿科医生向医院请假逃了,我们到后方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按名单留用,到处打听日本医生的住址和下落,以命令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集中后分配到各部队医院。”[2] 这些日本人为八路军工作,当初是出于生计上的考虑。日本投降后,苏军接管了日本人的产业,将工厂设备拆运回国,又剥夺了日本人的房屋财产,使大批日本人陷入困境。高桥贞夫回忆:“那时我在安东市,边做豆腐边上街叫卖,其中的辛酸令人无法想象。1946年春,来了穿着制服的军队。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给我们讲话,他非常同情大家,之后他又说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帮忙,工作是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我们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穿上发给我们的新服装,并放开肚子享受了一顿美味的饭菜,悬着的心放下了,当时我意识到只有走这条路才能生存。”[3]就这样,高桥等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第29后方医院的护工。他努力工作,后来被提拔为管理日本人的民族干事。 在四野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 东北初期的局势对中共很不利。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林彪的队伍退过松花江。战争形势的困难和生活的艰难,使部队的士气很受影响。医院的情况也比较混乱。新井侃医生是在本溪被征用参军的。当时本溪的六家医院全部被八路军改编为后方医院。八路军伤兵对日本人仇恨很深,日本医生、护士也有雇佣思想,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新井侃回忆:“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饭端药等,每一个重症病人都要一个护士看护,并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4]工作劳累又得不到尊重,日本医生、护士情绪低落,多数都想回国。 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重视。战争需要医生、护士,必须制定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卫生部长贺诚以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的名义,于1946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并规定了具体政策。 “九九指示”指出:对日本医务人员的政策,首先是纠正“左”的偏向,“认为这些日本医务人员是战败的俘虏兵,于是常以错误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要他们工作时则一味地用强迫的办法,有的不要他们工作(如病人反对日本人给看病),对于他们的生活不给予照顾,人格不予以尊重,技术不给以重视,结果使得日籍医务人员离开”[5]。为了让日籍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比较安心,认真负责长期地工作下去,最低限度要求他们做一个守本分的工作者。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规定以下政策: 第一,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日籍医务人员来到我军工作后,有的医院对他们生活照顾较好些,他们即安心,否则便要求脱离。因此,在供给标准以内,应使日籍医生及家属的伙食与我军医生同等待遇,在同一灶上吃饭,在可能时使得他们能吃日本菜。津贴要按月发给,欠薪单位要从速补发。遇有家庭困难多之技术人员要注意照顾,如有的医生家眷需要来的,尽可能接她们来院同居。日本人之间的婚姻,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一般是允许的。 第二,尊重他们的人格。允许他们保持某些民族习惯,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反对打骂日本人。 第三,重视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日本医务人员的技术好,应当重视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 这些政策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日本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每个月只有几元钱津贴,但要保证日本医生、护士拿原来的工资。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组织上有严格规定,叫“二五八团”。战争期间,家属是不能随军的。相比之下,日本医务人员享受的待遇要比共产党的干部优厚。 在日常生活中,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逐渐教育和感化了日本人。在第一后方医院工作的女医生野口回忆:有一次,部队改善生活,吃红烧牛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但野口不吃牛羊肉,只能看着。中国战友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出原因。医院领导非常重视,把炊事班长叫来严肃批评。班长难过得要流泪,连连道歉,问野口吃鸡蛋行不行。院长带着炊事班长到老乡家里买鸡蛋,给野口做了鸡蛋炒饭。野口捧着香喷喷的米饭,心里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元木和男是29后方医院的炊事员,他想回国闹情绪,在米饭里掺沙子,伤员们愤怒地要打他。司务长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但并没有予以惩罚,而是让他重新做饭,挽回影响。共产党员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使元木改变了雇佣思想,努力工作,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并被提升为医院的事务长。他说:“我被调到院部从事会计和出纳工作,一干就是几个月。在我们住的土房子里,随地堆放着装有几百万元钞票和银圆的麻袋,担任警戒任务的只有我和一名少年。武器只是两条自动步枪。刘院长把这么一项重要工作放在我这个日本人身上,信任的程度可想而知。” 解放军干部艰苦奋斗、处处模范带头的作风,对日本人耐心教育、充分信任,部队里的民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都使日本人感到新奇,比起日本军阀的残暴专横,有天壤之别。他们渐渐与中国战友融为一体。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这些医务人员跟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广西,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第6后方医院的松本大夫表现突出,被记了一大功。卫生部《健康报》5月20日刊登了《六院突击治疗中的松本大夫》,报道:“在突击治疗开始不久,就发觉不论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大夫好。松本大夫除了正式治疗,每天去病室好几趟。不管怎样忙,治疗后,至少能保证去看一遍。有的伤员说:‘他做完了手术,穿着带血的衣服,还来病室看我们。’最令人感动的是17师49团政治指导员徐光忠,因负伤过重,施手术后,当晚松本大夫守候了一夜未睡觉。这件事情传出后,不但感动了全体伤员,并教育了看护员。” 辽沈战役中,第34后方医院从吉林通化行军到辽宁北票,率领外科手术队的是医学博士今川知和医生。攻克义县后,第一批伤员就送到医院。义县的伤员刚处理完,攻打锦州的伤员又下来了。两个月内收治了三千多名伤病员,而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足500人。医院分散在十几个村子,医生、护士查房和换药还要骑马。空中敌机袭扰,地上狼群威胁,全院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的。今川医生和手术室的同志连续十几天不下手术台。内田护士长几次为伤员输血,累计千余毫升。山本护理员由于日夜工作过于劳累,一次在打饭途中摔倒在雪地上,昏睡了好久。被人发现时,她的棉衣已冻在地上,用十字铁镐把她刨起来,还直抱歉耽误了伤病员开饭。 日本医生、护士 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入关。第10后方医院的浅野芳男医生从北满的克山南下到锦州兴城,随第39军行动。部队徒步行军,每天走四十多公里。头一天,浅野穿着沉重的日军皮靴,累得筋疲力尽。第二天穿上部队发的布鞋,走起来轻便多了。浅野医生和解放军战士一样,吃小米、青菜等大锅饭,腰里挂着搪瓷缸,用来吃饭、喝水、刷牙,根本看不出他是日本人。经过这次长途行军,浅野完全融入到解放军队伍之中了。 平津战役中,第29后方医院先后收治了四千多名伤员。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前方伤员无法在白天往下撤,伤员到医院的时间多在晚上。医护人员严阵以待,只要伤员一到,立即进行检查和分类,或送进病房,或立即手术,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他们有时实在太困了,就靠着墙根打个盹,醒了后继续干。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序,还创造了一些新方法。伤员多,消毒敷料供不应求,消毒员岩本自制了土高压消毒锅。在空汽油桶上安装密封式高压,高压灭菌一次只需30分钟。解决了换药、手术的敷料问题。为此,岩本立了大功。 四野南下进入湖南,酷暑季节使得大量病员得了疟疾、痢疾、中暑等疾病。很多日本医务人员都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江南的蚊子十分厉害,被它叮过就会患上疟疾。元木光子护士回忆:“在南方工作时,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几乎都得了疟疾,看护患者的人手不够,发烧38度以下的人都不准休息,只好摇摇晃晃地拿着注射器工作,酷热的夏天里却冷得直发抖。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脸、身上都变成了黄色。”[6] 回首6年参军历程,日本医生、护士用双脚从东北走到华南,行程万里。第29医院司药铃木雅子将她们从参军到南下的行程绘制成地图,真实地体现了她们的战斗历程。随解放军进行的万里长征,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在漫长的征途中,他们赢得了中国战友的尊敬,他们与中国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铃木雅子绘制的行军地图 在解放战争中,许多日本医生、护士以勤奋的工作,立功和获得了上级的表彰。他们在战斗中救死扶伤,多次为解放军伤员输血,精心护理,将大量伤员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他们的功绩赢得了中国战友的尊敬。1950年3月,四野13兵团后勤部举行庆功大会,百余名在兵团各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榜上有名,记大功的今川博士、中岛护士的事迹作为典型刊登在《功臣专刊》上。东北野战军中的日本医护人员与中国战友一样,参加解放东北的干部战士荣获一枚“解放东北纪念章”;参加解放平津、华北的同志荣获一枚“解放华北纪念章”;参加解放华中(中南)的同志荣获一枚“解放中南纪念章”;参加解放海南岛和西南的同志荣获“解放海南岛纪念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参军的同志还荣获“胜利奖章”一枚。 东北军事工业的技术骨干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还有一批日本技术人员,虽然没有参加解放军,也在军事工业和后勤的不同岗位上,为解放战争服务。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根据地部队奔赴东北时,其中也有从事军工生产的技术人员。中共中央要求他们依靠东北的工业基础,建立人民军工企业。进入东北后,这些干部在大连、佳木斯、牡丹江等地接管和建立军工厂,生产炮弹、子弹和枪械。在大连,依靠苏军占领的便利条件,来自延安、华北和华中的军工干部建立了新公司。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期间,兵工厂条件都极为简陋,比铁匠作坊大不了多少。没有高炉,没有车床,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马”,只能制造手榴弹和少量的迫击炮弹。华东野战军打潍县的时候,用自造的迫击炮攻城。炮弹出膛后,尾翼在飞行中脱落,剩下个光秃秃的弹体失去平衡,半截就掉到地上。这样的质量怎么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呢?为此,毛泽东在1947年夏天指示林彪和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工业”,“将大量的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但是军工生产水平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提高的。新四军技术人员吴屏周、吴运铎创建的炮弹厂,因技术水平低,底子差,最初制造的炮弹质量不过关,在一次试验炮弹时意外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负重伤。事后分析,原因是引信撞针质量不过关。当绳子拉下后,毛刺把撞针挡了一下,他们过去一动,撞针撞上引信引起炮弹爆炸。如果当时技术水平高一些,制作工艺讲究一些,这次惨痛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掌握生产技术的是遗留的日本技术人员。当时他们都失业了,在大连过着贫困的生活。炼钢厂厂长李振南是山东来的老军工,为了炼出制造炮弹的优质钢材,他请冶金博士福岛政治讲授冶金基础理论,并起用技师伊藤寅视,终于炼出了制造炮弹用的中碳钢和制造引信用的镍铜合金。李振南对日本技术人员采取人格上尊重、技术上重用、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以诚相待,调动了日本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炮弹头需要进行机械加工,金属切削的硬质合金当时属于新技术。技师荻原三平掌握硬质合金的研制技术,李振南亲自做荻原的思想工作,为他配备助手,提供实验条件。荻原全力投入,试制成功硬质合金的冲压子弹、炮弹的冲头和金属切削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为此,伊藤记大功一次,荻原被评为特等功臣。 化学厂在延安干部秦仲达带领下,把厂内留用的四十多名日本技术人员组织起来,试制硝化甘油、无烟火药。他们改进化学成分和配方,1948年底生产出110吨发射药,满足了炮弹生产的需求。 到1948年,大连建新公司形成了完备的炮弹生产体系。到年底,公司完成了生产20万发炮弹的任务。炮弹从大连海运到烟台,再由陆路运送到山东解放区。华东和中原野战军有了炮弹,部队的战斗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用猛烈的炮火消灭了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粟裕将军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当年的建新公司,位于现在大连甘井子区靠海边的一座小山下。当年的炮弹厂早已荒废,只剩下几排低矮的平房,合抱粗的大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厂门口竖立着吴运铎的半身像。那些为解放战争军事工业做出贡献的日本技术人员,他们的业绩被记载在大连建新公司的史料中。 参与创建解放军航空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创于东北,日本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王弼、常乾坤从延安去东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准备。原驻辽东侵华日军航空大队三百余人,在大队长林弥一郎(后改中国名字林保毅)的率领下,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伍修权非常重视,把林弥一郎等请到沈阳,希望他们留下来,为筹建航空学校工作。为了表示共产党的诚意,伍修权把自己佩带的手枪赠给林弥一郎,这使林弥一郎深受感动,带领自己的部下与王弼等会合,在通化开始了航校的筹建工作。 国民党军进攻东北,迫使航校一再转移。中日同人用火车、卡车、马车拉着飞机和器材,长途转运,从通化到密山、牡丹江,创建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为解放军培养飞行员和地勤技术人员。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又称“东北老航校”。飞行主任教官有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长谷川正等人。 解放军空军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建立的。学员都是从部队和学校招来的,从没接触过飞机。林弥一郎作为总教官,亲自飞行示范。有一次飞机着陆时发生故障,林弥一郎身负重伤。航校领导让医生抢救,并亲自看护他。当林弥一郎苏醒后,看到身边看护他的校领导,感动得流下眼泪。他说:“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真是罪过。现在你们这样厚待我,真是受之有愧。”痊愈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飞行训练中,得到学员的尊敬和爱戴。 航校中的飞行教员也像林弥一郎那样,为培养解放军的飞行员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有一次,教员内田元五看到一个学员驾机着陆时,竟然在跑道上跳了三下。他告诉学员,飞机着陆时应该三个轮子一齐落地,这叫“三点着陆”。没想到翻译误会了,翻成了在跑道上蹦三下。内田听了哭笑不得,耐心地帮助学员纠正了这个错误。 东北老航校的日本教官,中坐者为林弥一郎 东北老航校转移器材 1949年开国大典,老航校的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奉命进京。受阅的飞机是经过改装的螺旋桨战斗机,上天的是中国飞行员,地勤保障的技术人员则以日本人为主。当解放军空军的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朱德总司令高兴地说:“今天我真的是三军司令了。”日本技术人员一直在南苑机场为飞行保障日夜忙碌,从没休息过一天。等阅兵任务结束,首长慰劳他们,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提出到北京城里看看。 当年在东北老航校工作的日本飞行、地勤、机械维修技术人员有三百余人。到1949年底,该校先后共培养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和创办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其中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 为阎锡山打内战的“蚂蚁部队” 在1954年回国的日本侨民中,有一千余人是被解放军关押的战俘。他们原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的官兵,1945年被国民党山西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留用,号称“蚂蚁部队”。 日本战败后,投降的日军绝大部分都被遣返回国,为什么“蚂蚁部队”没回去呢?1945年8月31日,阎锡山返回太原。抗战期间,阎锡山在晋南与共产党打的交道最多,也最了解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如何保住自己的地盘,是他最关心的问题。阎军的战斗力是比不上八路军的,要提高部队作战能力,需要日本军队的帮助。刚回太原,阎锡山就亲自上门拜会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长澄田徕四郎中将,劝说他把第一军留下,作为阎锡山的雇佣军同共产党作战。战胜国的将军主动拜访战败国的将领,令澄田非常震惊。第一军装备精良,是华北日军中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两人密谈后,阎锡山还亲自去日军营地视察、演讲,允诺种种优厚待遇,如日军官兵待遇在现有级别上提高三级,希望大家留下来。澄田中将与部下密谋,感到回国可能被当作战犯审判,不如留在这里,起码生活上有着落。当时宫崎参谋提出异议,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关于遣返日俘的命令,第一军官兵应该全部回国。但是澄田和岩田、山冈等将领同意留下来,这些将领的密谋决定了士兵的命运。2600名日本官兵被改编为“暂编独立第10总队”,收入国民党第二战区(后为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队编制。澄田中将本来是榜上有名的战犯,在阎锡山的庇护下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摇身一变,担任了阎锡山的军事总顾问。板津旅团长任太原市警备司令。 在澄田和阎锡山策划下,第一军来了个假解散。大部分安排遣返回国,留下来的宣布去修铁路。既然军队解散了,日本方面认为这些军人是“现地除役”,即解除军籍,变成百姓了。实际上日本军人并没有去修铁路,而是分配在国民党军中担任技术兵,如炮手、坦克手、机枪手、军械修理等。 这些秘密交易普通士兵是不知道的。部队中有个学生兵奥村和一,1944年才应征入伍。日本投降后,士兵都想回家。当时谁走谁留,都是长官说了算,士兵只有服从命令,所以奥村等人都糊里糊涂地留下来。比起那些回国后生活贫困的同僚,他们在阎锡山部队里待遇优厚,当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被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人 由于日本军人的加入,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提高很多,大大增加了解放军作战的难度。1948年6月,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指挥发起晋中战役,与阎锡山的军队展开血战。奥村与部分“蚂蚁部队”成员参加战斗。2005年奥村重访战场,回忆:在南庄村阵地上,成百上千的国民党军死尸枕藉,在炎热的天气中膨胀腐烂。伤者在战壕里呻吟,场景如同地狱。黄昏时,解放军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射来,奥村也被弹片击伤,失去了作战能力。在绝望之下,岩田旅团长率残部突围,逃回太原,几百名日军阵亡。奥村被俘后,解放军了解到阎锡山部队中有日本军人的确切情况。 1948年10月,徐向前指挥第一兵团及西北野战军等部共18个旅11.5万人,发起太原战役。澄田担任太原防卫战的总指挥。太原城墙高大,周边各式堡垒与壕沟、暗道相结合,形成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主防区有大碉堡五千多个,与城外牛驼寨、卧虎山、双塔寺等要点相呼应,成为解放军攻打太原的主要屏障。 战役打响后,解放军猛攻外围据点,相继攻占牛驼寨等地。阎锡山集中第30军和留用日本军人的暂编第10总队,在炮火支援下向牛驼寨实施多次猛烈反扑。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顽强抗击三日,因伤亡过大撤出阵地。徐向前调整部署,分别以四个主力纵队猛攻牛驼寨等东山四大要点。国民党守军和日军凭借险要地势固守,并施放毒气弹、燃烧弹。解放军经19个昼夜的激烈争夺,付出了几万人的伤亡,终于攻占东山四大要点。毛泽东考虑到华北部队缺乏火炮,攻坚伤亡大,同时考虑稳住平津的傅作义集团,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通知徐向前暂停作战。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增派华北第19、20兵团和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各1个炮兵师,开赴太原前线,会同第18兵团总攻太原,太原前线解放军的总兵力增至三十二万余人,对国民党守军形成了绝对优势。阎锡山此前已逃往南京,澄田见势不妙,请阎锡山给他写了一个手令,以“华北实业公司技术员陈英春”的假身份逃出太原,从上海乘船回到日本。“蚂蚁部队”的士兵被扔下。4月24日凌晨,解放军攻城部队用一千三百余门火炮猛轰,对太原城发起了总攻。解放军从几个方向突破城垣,相继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了巷战。残存的日军在民房中见大势已去,用中国话向解放军喊:“我们向你们投降了,没有抵抗,你们不要打枪啦!”战斗结束后,“蚂蚁部队”当了俘虏。解放军看到这些日本人义愤填膺:难怪我们伤亡那么大,都是你们这些日本鬼子造成的。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一条消息:“日战俘岩田今村在太原被我俘获。”太原前线记者冰如报道:“我军于歼灭阎匪炮兵俘虏群中,查获重要日军战俘岩田少将、今村中将两名。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留用山西日本军人三千余名,连同日技术人员等共六千多人。由前日寇旅团长原泉馨中将及岩田、今村等战俘率领,参加反人民的内战。阎匪之第十总队,即全部系由日军组成。此次我军总攻太原,日寇岩田少将与今村中将率领阎匪亲训炮兵团在双塔寺、卧虎山要塞阵地指挥作战。岩田于4月22日被解放军俘虏,今村于24日解放军破城时被活捉。阎匪利用日军战俘组织之第十总队残余,除大同独立团外,已第三次被我军歼灭。此次共查出日军战俘四百余名。” “蚂蚁部队”残留官兵没有享受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待遇,而是作为战争罪犯,被押送到河北永年县,成立“训练团”。经过审查,罪大恶极确定为战犯移交地方公安机关关押的人共106名,罪恶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侨601人编为劳动大队,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活。经过一段时间后,有的人被分配到山西煤矿,有的被分配到河北的企业当工人。 外交谈判与归国工作 解放战争结束后,四野部队于1950年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出于政治考虑,日本医生、护士没有随军出国,被分配到地方军区医院或转业到地方工作。新井侃教授被分配到南昌陆军学校当医生,过上了和平生活,他开始思念家乡。一些日本同志向组织上提出回国的愿望。1951年底,组织上告诉新井: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协助日侨回国,于是就有了1953年中日红十字会的谈判。 在协助日侨回国的过程中,承担任务最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政治部门。这次日侨回国任务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如何保证在解放军中工作过的日籍人员安心和安全地回去,开始新的生活。中央安排日侨回国的指示下达后,东北、华北军区政治部开始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首先是摸底、调查,华北军区1953年12月给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中说:“集中回国之日侨,除少数来自地方工矿企业外,绝大部分是日本投降后在我军服务过的。他们在我党我军六七年的教育下,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均有所提高,有的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经过一定考验和锻炼,在工作中一般积极肯干,有三分之一的人立过功。从日侨的档案材料中看出,各级党政机关对他们的政治面目及历史情况是了解较清楚的。”[7] 调查工作结束后,军区政治部将日侨集中,进行动员工作。日侨多数人希望回国,但也有顾虑。有的认为自己是解放军,不是日侨,不够回国条件。有人怕回国受迫害,怕找不到职业无法维持生活。组织上首先肯定了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贡献和功绩,向他们讲明了国际局势及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前景,指出现在具备了回国的条件,消除大家的顾虑。有些日侨准备回国就干革命,组织上又向大家阐明了革命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让他们回国后要适应日本的环境,过安定生活,不要轻易去搞革命斗争。 为了让这些日侨回国后能正常生活,组织上为他们发放了资助金。元木和男说,当年按日本医生、护士的级别和工资待遇,比照军队干部复员转业规定,每人补发了半年的工资,在国家外汇还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兑换成港币。这笔钱当时在经济凋敝的日本,是一笔相当大额的款子,基本上可以保证在日本作安家置业的费用。 军区政治部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隐秘这些日侨的身份,避免他们回国后受到右派的迫害和当局的监视。组织上要求日侨交回军用品和军装,以及所有能证明他们在军队工作的物品。在四野工作的日本战友都获得了三枚纪念章和一枚奖章,这是他们光荣和珍贵的历史纪念。他们回国时,组织上要收回这些奖章。他们感到十分惋惜,非常舍不得。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对华的态度,从爱护和关心他们的角度,向他们讲明了道理。日本战友识大体、顾大局,他们要求在情况允许时,发还给他们这些用生命和血汗获得的珍贵奖品。中国政府和军队答应暂时保管,今后情况允许一定发还。 穿着中国干部服装回国的日本友人 收回了军装,组织上为日侨购置了便衣,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蓝色人民装和干部帽,还有棉被、暖瓶等日用品。据华北军区政治部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总计换装费、资助费共开支四十一亿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抵新人民币一元)。当日侨登上回国的轮船时,知道内情的人从他们穿着的统一的人民装,还是能识别他们的身份。 为了保证日侨安全回国,军队政治部门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即使是外交部当年参与日侨回国谈判的人员,也不清楚这些在解放军中工作的日侨情况。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后,军委总政治部向外交部提供了第一批回国的日侨清单。其中“东北各系统日本人分布状况表”中,“军队关系”栏登记的日本侨民统计,“军区直属”579人,“卫生部”2730人,“军工部”1074人,“军需部”174人,共计4557人。“关内日本人分布概况表”中“野战卫生部”2034人,这些人都是军队人员。太原市1000人,察哈尔大同县300人,注明“捕虏”,说明他们是“蚂蚁部队”的战俘。 关于“蚂蚁部队”的处置,华北军区政治部1952年11月给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说:“永年训练团共有日俘707名,连同家属361名,合计有1068名。其中经过审查,罪大恶极确定为战犯移交地方公安机关管押者106名;罪恶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侨编为劳动大队者601名。对战犯的处理已与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商妥,移交山西公安厅全部接管。劳动大队与中财委联系,已决定由中央农业部接收,农业部已决定将这些人遣往西陵从事农林垦植和修建工程。”[8]在确定这些日本战俘及家属回国前,组织上对永年训练团中的人员又进行了一次政治审查,查出历史罪恶较大、血债较多、现思想仍反动者5名。这少数几个人与先前移交山西公安的战犯一起关押,其余多数“蚂蚁部队”成员被遣返回国。 由于中国政府和军队部门事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1953年1月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到北京后,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谈判之前,周总理让廖承志会同外交、公安等部门开会研究,进行充分的准备。我方制定了谈判要点和有关对策。这次日侨回国,不同于以往的“遣送”和“撤退”,而是中国红十字会受政府委托,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回国。与日方谈判的范围仅限于协商日本来船的手续及有关日侨回国的各项具体问题。中方向日方提供了分期分批回国的日侨名单,凡是愿意回国的日侨,中方都尽可能地提供方便。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三团体与中方密切合作,1953年3月7日,中日两国红十字会签署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的公报》,确认由日本政府派轮船接日侨回国。中方指定天津、秦皇岛、上海三个港口为日侨集中和登船地点。第一批回国日侨约5000人,以后根据申请回国的日侨人数和来船情况,每20天为一个周期,运送日侨回国。 1953年3月22日,日本第一艘客轮“白龙丸”抵达天津塘沽港,九百余名日侨登船回国。日本方面对国民归来也很重视,在新闻报道中没有使用“遣返”这类词语,而使用一个新名称“引扬”。随后“兴安丸”到天津港接运日侨,随船有十几名日本记者来访。他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侨回国的关心照顾,也被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所感动。日本三团体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1954年10月30日,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经香港到达东京。在13天的访问过程中,受到日本各界人士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日本政府官员也会见了代表团,表示中日两国应当友好往来。这次访问堪称“破冰之旅”,打开了中日民间往来的大门。而作为“破冰之旅”的主体,就是那些在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的日本战友。 20世纪50年代回国的日本友人 归国后的两种命运 在解放军中工作的日本朋友回国后,都非常怀念中国。新井侃教授写了长篇回忆录《越过长城》,原42军野战医院护士十川八重子写了长篇回忆录《晓星》。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他们在解放军中的经历。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老战士分别以原来的工作单位为名组织战友联谊会。有的以在中国参军和分别的地方为名,如齐齐哈尔会、梨树会、耒阳会等,新井医生所在的原第29医院的战友组织了“长城会”。林弥一郎与东北老航校的战友组织了“航七会”(东北老航校建国后改为第七航空学校)。大家每年聚会,出版特刊,回忆在中国的日子。从这些刊物中,我们也更详细地了解各部队日本朋友的经历。中日建交后,打开了正常交往的大门,这些日本老战士纷纷来中国访问探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日本朋友的历史功绩。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三团体访华团时说:“我们很感谢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是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9]日本老战士回国后,也致力于发展日中友好关系。林弥一郎在“航七会”的基础上创建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员有八百余人。1985年1月,林弥一郎访问北京,彭真委员长亲切地会见了他,伍修权与林弥一郎谈起当年赠手枪的情节,他们为重逢而感到由衷的高兴。1986年3月在北京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校庆。空军司令员王海隆重欢迎老师林弥一郎、大澄国一、内田元五等人的归来。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老战士“回娘家”的联谊活动十分频繁。原47军野战医院的日本朋友于1990年回到黑山战场,怀念辽沈战役之黑山阻击战那些难忘的岁月。第29医院的中日战友互访频繁,日本战友来到解放军第304医院与老战友联欢,原29医院院长刘御、李磊到日本与“长白会”的战友叙旧。作者曾在北京拜访原29医院民族干事元木和男、护士元木光子。他们说的中国话,都是解放军中的革命语言。提起战争年代的往事和在解放军中的生活,他们都念念不忘。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光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转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归还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荣获的奖章。当年收回的奖章由于历史原因,都已无法找到。经外交部、中日友协、解放军总政治部研究,决定按原样制作数千枚奖章补发给日本朋友。不仅如此,总政治部还按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规定,给这些日本战友补发了一枚“解放奖章”。制作后,两箱由林弥一郎带回日本,另两箱交中村光义。“回想四野会”组成“纪念章奖章补发审交委员会”,对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过的成员进行登记、调查,审查合格后予以补发。1996年8月7日,中村光义给中国战友的信中说:“1946年参加解放军的日本男女同志共计4000人,我们参加解放战争的日籍同志当时领取了东北、华北、华中南、解放奖章等纪念章,但1953年回国时,这些纪念章都被中国政府没收了。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我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请求信,要求再交付。到1981年,中国政府经我手再交付了。1981年以来到现在,再次领取纪念章的人1560名,都有详细的名单。” 但是回国后的“蚂蚁部队”成员的命运却完全不同。1954年9月,“兴安丸”载着400名从山西、河北释放的“蚂蚁部队”官兵从中国回到日本。在鹤舞上岸后,他们得到日本厚生省引扬事务局官员的接待。士兵奥村和一看到自己的“引扬证明书”上“职业”一栏写的是“军人”,但注明:“昭和21年3月15日,现地现役除队。”也就是说,在1946年,他们这些人已经被开除了军籍。他们与战后遣返的日军官兵不同,活着没有领取日本政府颁发的“军人抚恤金”的资格,战死的家属也没有领取“遗族抚恤金”的资格。正如一位老兵悲愤地说:“我们像蚂蚁一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了。” 这些为阎锡山作战、被俘后经历劳改生活的日军回国后,一无军籍,二无户籍,生活非常艰难。而且他们在新中国的经历被当局怀疑为“亲共”,长年受到日本警方的监视,受到的歧视可想而知。2001年,奥村和一等十几位幸存的老兵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残留阵亡者作为公务牺牲,取消“现地除队”的规定;承认1954年回国之前的军籍,补发军人和遗族抚恤金;查明山西残留日军的真相。2004年败诉,奥村等五个老兵不服,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上诉,到2006年9月,他们全部败诉。法院的理由是:“蚂蚁部队”的2600名官兵是“根据自由的个人意志”留下的“志愿兵”,而非军部命令留在中国作战的雇佣兵。 这些老兵听到宣判后,老泪纵横,顿足捶胸。这不是弥天大谎吗?战争结束后谁不想回家?谁想留下来为阎锡山卖命打仗呢?澄田长官早已死去,不会为他们说话了。幸存的宫崎参谋已经90岁高龄,因脑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在病床上哀号,为没有坚持让部下遣返回国而深感痛苦。 于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电影导演池谷薰站出来,筹集经费为这些老兵拍摄纪录片“蚂蚁部队”。奥村重返中国,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揭露日本战争罪犯和阎锡山的秘密交易,为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同事伸冤。这些事情得不到官方的支持。池谷导演一边筹资一边拍摄,电影拍完也负债累累。池谷还出版了同名的著作,向世人揭示这个被人们遗忘的秘密,同时告诫年轻人:要和平,不要战争。 [1]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8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2]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9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3]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40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4]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9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5]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9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6]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41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7] 《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第2部分史料选编,总政联络部1994年内部版。 [8] 《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第2部分史料选编,总政联络部1994年内部版。 [9]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41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撤往东南沿海岛屿。由于国民党军队保留了完整的空军和基本完整的海军,不断对大陆进行封锁、袭扰和轰炸,使得共产党新政权在东南地区的重建工作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特别是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电力设施的大轰炸,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是,共产党政权在很短时间内进行了反击,遏止了国民党军队的空袭,并迫使国民党军队从舟山撤军,扭转了东南沿海的战略形势。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是由于中苏同盟的建立,苏联履行条约中关于军事支援的条款,出动空军部队秘密援助。苏联空军拥有先进战斗机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国民党空军无法与之抗衡。 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当年处于“冷战”的环境下,苏联空军来华属于高度机密,无论是官方报道还是正式出版的著作,对此绝口不提。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档案的公布,军事历史著作和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以及上海地方志编修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的零星资料,开始浮出水面。但是应该指出,这些资料,都不能使我们完整地了解这个历史过程,特别是其中一些关键的细节。例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全军各单位分头编辑的80卷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关于此事的电报和回忆录分别散见在《空军》《防空军》等卷中。《上海军事志》和《上海防空志》则从各自涉及的角度,对这段历史做了概要的介绍。但是由于保密的原因,至今没有发表一张苏军在上海期间活动的照片。中央研究机构出版的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电报、传记、年谱,记载了部分中共中央与苏联方面协商的内容。上海档案馆开放了当年的部分历史记录,苏联军人也写出了回忆录。这些资料汇集到一起,我们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学术的研究,取代以前有关著作中简短的介绍。 国民党军封锁长江口 194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8军在金门登陆战遭受失败。蒋介石激动地说:“这是我们革命转败为胜的开始。”[1] 几天后,三野攻击舟山的部队又在登步岛战斗中再次失利,蒋经国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登步岛登陆之共军已于上午9时全部肃清。此为我军继金门大捷后又一胜利,不仅有利定海防务,且对全军士气将更为振作矣。”[2] 金门、登步岛战斗虽然只是师级规模的作战,但对一再败退的国民党军却犹如注射了强心针,稳定了军心,振作了士气。登步岛战斗后解放军方面暂时停止了进攻,国民党军则转守为攻,依靠海军和空军优势向大陆发动了反扑。11月19日,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制订了以反攻大陆为目标的《台湾保卫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 “基本精神与目标:巩固台湾为复兴基地,预期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作战原则:①战略上采取持久消耗,广领沿海地区,如遭遇强有力匪军之进攻,不得已时,则确保各卫星岛屿,为尔后反攻之前进据点。②战术上以攻为守,积极开展敌后游击,并对匪沿海实施登陆奇袭,以争取主动。” 指导要领方面,“应确保舟山、马祖、金门各岛,使之成为坚强之卫星岛屿,以消耗并牵制匪军,不使台湾陷于孤立”,“充分运用谍报组织,严密注视匪军动态,并利用陆海空军之协同,先期摧毁匪之运输工具,以破坏匪军渡海攻击之准备”,“部队之训练,除一般战斗技能外,应熟练陆海空军协同海岸攻防作战,及陆军登陆作战”。为此,陆军应充实十二至十五个军之战力,海军应维持三个舰队之充分活动力,空军应维持八个大队之充分活动力。[3] 依据这个“反攻大陆”的计划,国民党军以舟山为基地,对大陆实施海上封锁和空袭。采取的措施是:①在渤海、长江口、华东及华南沿海布放水雷,以其封锁中共经由海上对外的联络;②查缉前往大陆的各国商轮,先后没收了三艘运送喷射机燃油的苏联及波兰籍商用油轮;③运输补给各外岛:大陈、南麂山、马祖、金门、澎湖及东南沙群岛,并巡逻台湾海峡。[4] 从1949年6月23日起,国民党当局宣布对长江口及其以北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实行封锁。执行封锁长江口任务的是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舰队司令刘广凯指挥“太和”“太康”“太昭”“太平”四艘驱逐舰及“永丰”“永泰”等炮舰,从舟山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美、英籍货轮41艘,捕获汽船25艘、机帆船200余艘。11月27日,英国四艘驱逐舰掩护多艘英国商船进至长江口,遭到国民党海军四艘驱逐舰的拦截。英军指挥官与刘广凯谈判,表示他们所载物品全是商品和工业用品,并非军用品,可以上船检查。他们是按合同到上海经商,对国民党海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表示抗议。双方在海上僵持了三天,这期间有一艘美籍商船“富兰克林”号强行闯关,国民党海军开炮射击。该轮中弹多处,仍勉力驶进上海港。英国船队见国民党海军如此野蛮,被迫驶向外海。为了彻底遏制外轮进入上海港,国民党海军奉蒋介石电令,于12月24日在长江口布雷。水雷深度为低潮水面下1米,雷区设计为两排,错综敷设,25日完成。[5] 旧中国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当时上海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毛纺业所需毛条的全部,面粉业所需小麦的全部,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卷烟业所需烟纸、烟丝的半数以上,上海人赖以为生的粮食的半数以上,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等。依赖进口的还有其他生产和消费用品,而上海的产品也需要国外的市场。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使上海经济陷入困境。[6]上海解放时,全市的存煤只有5000吨,粮食储备只有4000万斤,只够上海市民半个月用的。国民党搬走了工厂设备,拖走了轮船,并破坏了大批带不走的船只和机器。上海市军管会为了维持上海人民生活和恢复经济运转,组织工人开展反封锁斗争。 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原来使用燃油锅炉,每月消耗燃油3万吨,全部依靠进口。进口来源断绝后,燃油储备很快陷入恐慌。在北方煤炭源源不断运到上海后,上海的几家发电厂都改造锅炉,从烧油改为烧煤,使发电厂对进口燃油的依赖大大降低。公共汽车原来都是烧进口汽油的,由于汽油紧缺,公司号召职工想办法,使用代用品,将汽油、柴油和火油按比例混合使用,减少汽油的消耗。职工还制造出烧木炭的锅炉,拖在汽车后面。木炭能效不好,又改为烧煤。这样改装的四十多辆公共汽车开在路上,颇为别致,也反映了解放初期国民党封锁给上海造成的困难。军管会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恢复生产,减少依赖进口,能用代用品就用代用品,能用国货就不用洋货。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的企业基本上恢复了生产,市民的生活供应也基本正常。[7] 改装锅炉的上海公交车 上海“二六大轰炸” 金门、登步岛之战后,蒋介石认为解放军无海军、空军,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对台湾和沿海国民党军构成威胁,于是开始转守为攻。在他的亲自督促下,国民党空军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对上海、杭州等城市进行空袭和轰炸。 上海解放后,为了尽快建立人民海军,解放军共接管、征用江南造船所等大小修造船厂8家,修理和改造国民党海军起义的舰艇和缴获的破旧舰艇。国民党溃退之前,海军司令桂永清下达手令给江南造船所马所长:“造船所一时不需要及贵重材料,应先疏散,以免招致意外损失。着派中字舰两艘担任本军运输用,永清当另派得力人员至基隆准备设立分厂。”[8]拉走主要设备和材料后,国民党炸毁江南造船所船坞闸门、厂房设备多处,破坏无法搬运的机器设备、工具、材料,留下一片萧条的景象。在解放军军代表的领导下,江南造船所职工积极恢复生产。1949年8月3日,国民党6架B-24型轰炸机轮番轰炸江南造船所,投下500磅以上炸弹34枚,给停泊在码头上被修理的海军舰船和厂房设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江南造船所将设备和职工分散到武昌路、汇山码头、杨树浦、复兴岛、浦东陆家嘴等地,职工全部改为夜班,坚持生产。自1949年9月至1950年5月,共抢修改装舰艇一百多艘。[9] 1949年9月19日凌晨,国民党海军海防第1舰队旗舰“长治”号驱逐舰在长江口外起义,于拂晓5时驶抵上海外滩武昌路码头,受到华东军区领导的慰问和热烈欢迎。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轰炸,当天下午“长治”舰就离开上海,溯江而上开往南京。到达南京后,华东军区派干部和起义海军人员上舰协助起义人员。舟山国民党军闻讯后,即出动飞机搜索,并于22日、23日连续轰炸停泊在燕子矶江面的“长治”舰。舰上发动机、锅炉遭轰炸损坏,舰上人员日夜防空,精神疲惫,情绪波动。在危急情况下,上级决定“弃舰保人”,命令将舰上器材和弹药卸下,人员离开,于24日晨将“长治”舰自沉于长江江底。[10] 上海解放后,市军管会空军部沪北办事处即派出人员接管大场机场,调查、清理厂房设备和器材物资。国民党空军在撤离时,对笨重不易搬走之物都进行了破坏,能拆卸的各种设备都已运走,只遗留下破旧的棚厂、房屋,以及几架残破的飞机和少数破旧的机器设备。当时江湾机场还遗留几架破旧的C-46运输机、蚊式机、教练机,军管会派出17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到江湾机场,克服缺少零件等困难,修复1架C-46运输机,命名为“上海解放号”。1949年9月中旬,在大场机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21厂,从事飞机、发动机修理。10月10日,国民党空军两架B-24轰炸机飞临机场上空,投下炸弹16枚,炸毁棚厂两座,炸塌办公楼,水电设备被毁,幸无人员伤亡。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将一些工种疏散至机场四周,办公也改在晚上进行,将发动机、螺旋桨、金工、电器等重要工种搬迁至上海市区霍山路300号仓库。[11] 1950年初,台湾国民党当局军事会议决定,要继续对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发电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进行广泛轰炸,意图在于全面破坏上海的重要设施,使上海经济和生活陷入瘫痪。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空袭更为频繁,轰炸规模不断升级。1月25日中午,国民党空军从舟山出动美制B-24轰炸机12架,以江南造船厂为主要目标,同时沿黄浦江对十六铺、高昌店、杨树浦、杨家渡等处投掷重磅炸弹52枚,江南造船厂中弹21枚,厂房和机器设备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华东海军停泊修理的“万寿花”“常州”等26艘舰船被炸毁,码头被毁1000米;市区小东门、陆家嘴、杨树浦等地四百余间民房被毁,炸死炸伤市民三百七十余人。江南造船厂一度被迫停产,为了避免再遭轰炸,2月初将能开动的13艘舰艇调离上海和南京,溯长江而上疏散到武汉。[12]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书称为“二六大轰炸”。官方记载的情况是:“1950年2月6日从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国民党出动飞机4批17架(机种:B-24型12架、B-25型2架、P-38型1架、P-51型2架)投弹约48枚,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杨树浦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今杨树浦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12枚,炸伤该电力公司职工30人,死亡26人,炸伤解放军战士21人,死亡2人,炸毁房屋40余间,发电厂锅炉大部分被损坏。南市华商电力公司(今南市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12枚,损坏电厂一部分变压器,炸伤该公司职工4人,死亡2人,损坏民房120间,炸伤警卫战士3人,伤连长1人,炸伤市民77人,死70人,失踪战士1人、市民4人。重庆南路法商电力公司(原是柴油机发电厂,后并入南市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13枚,炸伤市民700人,死亡470人,毁坏房屋1000多间。闸北英商电力公司(今闸北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8枚,1号锅炉全部炸毁。吴淞镇落弹3枚,炸伤市民24人,死亡13人,毁坏房屋20多间。以上总计:5处发电厂及其附近被轰炸,供电量从25万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伤亡、失踪市民、职工、解放军干部、战士共1448人(其中伤860人,亡583人,失踪5人);毁坏房屋共1180多间。财产损失未统计数字。”[13] 这次轰炸的重点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当时属于美国商人经营的上海电力公司,早期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民国初年,工部局在杨树浦路黄浦江边建造新电厂,占地三百余亩,安装了汽轮发电机及锅炉设备。1925年,杨树浦发电厂装机容量达到12万千瓦,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29年,工部局电气处将其全部资产及经营权以8100万银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商,更名为上海电力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杨树浦发电厂已拥有锅炉30台,汽轮发电机15部,发电量约19万千瓦,占上海总发电量的80%。上海解放后,由于经济封锁,燃油的进口断绝,造成发电困难。上海市人民政府命令当时仍属美商的上海电力公司将燃油锅炉进行改造,恢复烧煤发电,以维持上海工业和民用所需用电。[14] 2月6日的轰炸使杨树浦发电厂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3月,英国籍管理人员行政副总裁亨脱(Willam Hunter)、厂长顾问帕礼司(Clifford Please)和行政主管退脱(George Tate)向上海市政府提交《上海电力公司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之报告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轰炸造成的具体结果。 杨树浦发电厂 二六大轰炸后的杨树浦电厂 《报告书》称:“下列事项可说明,此次杨树浦发电厂之被炸确系蓄意及有预谋之行为: ①空袭时气候及视线极佳,来攻击之飞机由地上可用人目清楚见到。 ②至少有飞机两架参与发电厂之轰炸。 ③杨树浦发电厂有15架高烟囱,集中在一较小地区上,其中一具高达350英尺,此外电厂之西贴邻有5座能容11万桶燃油之油箱,可以作为无可错误之轰炸目标。 …… ⑥在共约14枚炸弹中,有10枚系投掷在上海电力公司之资产上,其余投掷在发电厂南北之50码距离内。” 根据事后的调查和《报告书》中附录的英国籍技术人员培卡、李嘉杰、曼敦、麦克莱及中国管理人员冯国祥的证词,杨树浦发电厂的损失为: 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灭火救灾 被炸房屋建筑:1、2、3、5号锅炉间,涡轮机间及给水泵间,办公室,循环排水渠,铁匠间和围墙。 被炸机器设备:8、9、11、14、15号涡轮发电机,12、14、17、18、19、20号锅炉,6600伏辅助配电板,运煤及运灰驳船,燃油加热器,照明及示热线路,运煤皮带。 电厂开列的罹难职工名单:死亡24人,为首的是机械金工领班张来发,63岁,工龄32年,家属7人依靠其生活。失踪的有电器漆工舒富才、电器金工孙根堂等4人。受伤的有锅炉间服务员胡骏之等31人,其中10人伤重住院。 《报告书》说:“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之损失,根据目前所能确知之情形,按恢复被炸前之原状及死伤职工赔偿费计算,估计约需450万美金。”[15] 国民党军的空袭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此前一天,国民党空军飞机在上海市区上空撒下了中英文对照的传单:“各同胞注意:凡居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福州、厦门、广州各地之造船厂、发电厂、码头、车站、工厂、仓库、兵营及其他一切军事目标附近之居民,请即刻离开,以免遭受轰炸之损害。”[16]国民党空军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欺负解放军没有空军和防空体系,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上海的防空与困境 轰炸后第二天,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杨树浦发电厂,视察被炸情况,慰问受难群众,指示电厂争取在48小时内部分恢复发电。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连夜开会,向中央汇报情况,研究防空和善后措施。大家感到痛苦,我们没有防空能力,目前无法遏制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只能采取被动的防御措施,尽量减少空袭所造成的损害。2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上海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反对美蒋轰炸》,传达了华东局和市军管会的七条指示: ①加强电力管制和分配,保证主要的生产和公用事业用电。 ②各家各户准备贮水的水缸水桶,以防自来水设施被破坏。修复或挖掘水井以备需要。 ③加强防空。电力设施、车站、仓库等重点应予以伪装,居民挖掘防空壕和地下室。 ④加强防火工作,组织消防队伍,准备灭火工具和用水。 ⑤加强救护工作,医院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救助伤员,街道和单位组织救护队。 ⑥加强治安工作,组织纠察队,严厉惩处乘空袭之机抢劫、破坏的罪犯。 ⑦加强疏散工作,组织居民迁移到乡下或外地,减少民众不必要的损失。 “二六大轰炸”造成上海的电力设施损坏高达80%,给上海市区的工商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轰炸导致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绝大多数街区没有电力供应,高层建筑的电梯因停电而悬在空中,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市场萧条,物价波动。由于自来水供应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法用水冲洗。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则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在郊区也有少数武装特务搞暗杀抢劫。为了打击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稳定社会治安,上海市军管会于2月12日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七条禁令: ①不准以各种信号指示匪机轰炸目标。 ②不准以各种通讯方法向匪方供给情报。 ③不准聚众骚动,扰乱治安。 ④不准散布谣言,淆惑人心。 ⑤不准纵火爆破劫盗或损毁国家财物。 ⑥不准乘机伤害人民生命或抢劫人民财产。 ⑦不准破坏交通及通讯设备。 违犯上述任何一条,均按情节轻重,处以有期徒刑或死刑。在潘汉年副市长的主持下,上海公安干部日夜奋战,查办了一批国民党特务案,狠狠打击了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 上海市军管会于2月8日发布节省电力和限制用电的紧急通告。规定: ①现有电力供应维持公用事业(路灯、交通、邮电、下水道、医院等)与必要之照明及唧水设备为限。 ②凡广告灯、橱窗灯及装饰灯一律禁止用电。 ③电热设备一律严禁使用。 ④凡电力可以达到的电灯用户,应减低用电量,以一户一灯或一楼一灯为原则。[17] 在遭受国民党飞机轰炸的那段日子里,上海变成了一座黑暗的城市。十里洋场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明亮的商店橱窗广告风光不再,灯火管制下的居民区一片漆黑,每家只允许开一只电灯,照明半小时。街上也少有行人,萧条的气氛使人更感觉到冬天的寒冷。 上海遭受的轰炸在全国影响极大,2月21日,中央军委向各大军区下达了防空问题的指示:“中国大陆解放后,残匪负隅东南诸岛,仍图苟延残喘。近月以来曾连续对上海、南京及广东滨海地区施行轰炸、破坏。窥其目的,一在破坏我之经济建设,二为破坏我渡海作战各项准备,以推延我攻台时间。这是蒋匪穷途末路中对我进行斗争的唯一手段。”“我各区在进军胜利发展下,对防空组织极不重视。据山东防空处长最近汇报,华东防空哨站过去多由驻军临时担任,部队移防即行废弛。少数设有防空情报台者,或则人手不齐,或则缺少机件,亦不能执行任务。似此情况,如不及早加强整理,一旦遭受突袭必将蒙受大的损失。为此军委决定:①华东、中南、东北、华北应尽先建立防空监视哨网,利用有线电话网及专设之无线电台传递空袭情报。各邻接区自行沟通情报通报统一办法,责成华北负责统一编定防空情报地图及代语、讯号,电台由军委三局统一编号。②各主要城市及工业区应设立防空司令部,负责警报、灯火管制及积极防空之指挥,执行情形报军委备案。”[18] 根据军委指示,北京、南京和沿海城市都成立了防空委员会,组织民众防备轰炸。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3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召集各单位商讨防空委员会任务以外各单位应筹备事项:①撤特展物品;②陈列室特殊收藏入库;③库房以延禧宫下层为较安全地库,特殊品应收入此库;④各宫殿大玻璃即糊纸帛。”故宫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19] 从杨树浦发电厂提供的厂房破坏示意图看,10枚炸弹准确地命中锅炉和发电机等重要设施,说明国民党飞机投弹很从容,并未受到地面防空火力的阻击。上海解放后,担任城市警备任务的是三野9兵团的33军,前身是渤海纵队。33军要承担市区500多个地点的警戒,力量明显不足。1949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防空处,负责筹划上海的城市防空,并与上海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为了侦察和掌握国民党飞机的动向,从接收国民党遗留的十几部破旧雷达中,挑选了两部较好的,稍加整修后,架设在提篮桥附近安国路的一幢六层楼上,成立了一个雷达队,负责对空警戒。在浦东和市区建立了七八个目力观察哨,观察国民党飞机动向。但是警备部队当时没有一门高射炮,只有3个高射机枪连,配置在市区中心的高楼上,负责上海党政机关驻地的对空警戒。江南造船厂和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点企业,由连队集中轻、重机枪,白天到高楼和厂房顶上值班,对空警戒。解放军基本上是陆军,没有防空作战的经验。当国民党飞机到来时,战士们用眼睛寻找目标,然后对空中射击。机枪的射程仅为1000多米,对高空的飞机基本没有威胁。高射机枪由于缺乏组织指挥,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20] 1949年8月3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江南造船厂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向中央军委求援。10月,军委命令华东军区组建5个高射炮团,然后赴沈阳接收苏联援助的高射炮并进行突击训练。每个团配备苏制85毫米高射炮12门、37毫米高射炮24门。其中11团、14团负责保卫上海,11月底到达。在“二六大轰炸”时,国民党飞机仗着暂时的空中优势,连续轰炸。B-24型轰炸机作水平投弹,其余飞机均环绕目标进行俯冲投弹。这次空袭,由于雷达发现不了飞机,目力观察哨观测距离过近,轰炸机飞临市区上空,我方才施放空袭警报,市民都来不及疏散隐蔽。另外高炮部队组建不久,数量少且缺乏雷达预警,无法提前发现目标。技术生疏,指挥不熟练,射击混乱,高炮射手不会环绕目标射击。虽然进行集中火力射击,但射击时机过晚,所以一架飞机也没有击落。当天,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整高射炮部署,集中两个团保卫发电厂,并向中央军委紧急求援。军委于2月8日急调在沈阳接收装备并训练的华北军区高射炮第17团、18团参加上海地区防空,部队于2月18日到达上海。四个高射炮团重点保卫发电厂、火车站、码头、油库、机场,但由于雷达探测技术的问题,高射炮部队无法组织有效的防空体系。[21] 上海防空雷达 上海防空最大的问题是雷达发现不了飞机,主要原因是人员技术水平低,修不好雷达。“二六大轰炸”后,防空处经陈毅司令员批准,2月16日从上海交通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中借来21人帮助工作。这些学生来自电机系,虽然学了不少无线电方面的理论,但都没接触过雷达。开始工作并不顺利,国民党飞机来袭击,地面观察哨用眼睛都看到了,但雷达仍未发现飞机。上级领导和学生们都很着急。团支部书记林学昌提议请专家来会诊。先请来交大的蒋大宗老师,他虽然在抗战期间接触过雷达,但也没有解决问题。他建议把上海市无线电技术水平最高的国际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先生请来帮助调试,钱总准确判断问题出在发射机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经过调试,雷达在3月20日9时第一次发现了飞机。华东局、上海市委有关部门与交大联系,让学校动员这批学生参军。交通大学的21名学生除1人外都参军了,这批学生后来成为解放军防空部队雷达技术的骨干。[22] 交通大学学生参军 2月21日中午,国民党飞机B-24型5架、B-25型2架、P-51型2架分批进入上海市区,轮番轰炸闸北水电公司,投弹12枚,造成十余人死伤,发电设备严重损坏,这是“二六大轰炸”的余波。由于轰炸以及封锁和通货膨胀的持续影响,使得1950年上半年的上海处境极为艰难。上海的工厂约有12000家,1月至5月期间停工的达1454家,占10%以上。上海的商店约有十万余家,在这5个月间歇业的达六千多家,占6%左右。因为停电,上海的多数纺织厂无法开工,投机商人囤积纱布,市场物价又出现波动。当时在上海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2月10日写信给聂荣臻并转朱德、刘少奇,汇报了上海被炸的严重后果。信中说:“上海纱布生产量占全国纱布生产量的一半。这次轰炸,上海纱厂停工,从电力恢复到纱厂恢复生产需一个半月时间。这一个半月停工停产纱布的结果,纱布必成囤积投机的对象,这三天上海情况已经明显。因此,我们提议:军队只发两套单衣(取消一套衬衣,且第二套单衣要求延迟些发,使我们能赶产纱布),地方则只发一套单衣,时间也推迟。”[23]朱德总司令批准了陈云的请求,全军当年每人减少一套单衣。 苏联防空部队来华 严峻的形势使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和上海市长陈毅感到压力极大,心情沉重。由于防空力量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党和政府没有能力保卫大上海的安全,于是只能寻求躲避轰炸的策略。那些天华东局连续召集会议,商量市民疏散和工厂迁移的问题。2月23日,《解放日报》头条新闻是“面向内地前途无限光明,内迁各厂先后开工,原料便利产品畅销”,介绍了1949年底迁到天津的四个卷烟厂、针织内衣工厂先后开工生产的情况,为进一步内迁工厂制造舆论。但是这些内迁的工厂都是不足百人的私营小企业,如果要将造船、电力、钢铁等大企业迁往内地,谈何容易。所以饶漱石将情况报告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又转报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 得知上海连续遭到轰炸的消息,远在苏联的毛泽东也十分焦急。中苏谈判到了关键时刻,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第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一条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建议。当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海空军的支持,这就确立了中苏两国军事联盟的基础。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都随周恩来到了苏联,商谈筹建中国空军和海军购买设备和派遣顾问,建立技术学校等具体问题。条约签订前,毛泽东收到刘少奇转来饶漱石的电报。中国领导人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助上海防空。苏联方面答应了中国的请求,1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少奇同志即转饶漱石同志: 丑文电悉。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24] 毛泽东所说的“妥善可靠办法”,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派出一支防空混合集团军,由巴基斯基中将指挥,来上海协助防空。2月12日傍晚,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莫斯卡连科上将紧急召集军区参谋长巴基斯基中将交代任务。赴上海的苏军防空集群由最精锐的莫斯科防空部队组成,巴基斯基出任司令,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亚库申上校任歼击机部队指挥官,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长,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为第52高炮师师长。 巴维尔·费多洛维奇·巴基斯基,1924年参加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先后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方面军中任步兵第73军、50军和128军军长,参与了解放波兰、歼灭东普鲁士德军重兵集团、攻克柏林和解放布拉格的战役,建立了卓越的功绩。1948—1950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长,1950—1953年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4—1965年任莫斯科防空区司令,1966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土防空军总司令。1968年授予其苏联元帅军衔。[25] 巴基斯基中将 2月16日早晨,在莫斯科中央机场,巴基斯基与各部队指挥员登上飞机,沿莫斯科-喀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赤塔-哈尔滨-北京的路线飞往中国。2月17日上午,他们降落在北京机场,受到了中国同志非常热烈的欢迎。抵达北京的当天,苏军将领拜会了朱德、周恩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国领导人向他们介绍了上海的防空形势和任务,他们也向中国领导人汇报了苏军来华防空部队的基本情况。 得知苏联防空部队即将来上海的消息,上海党政军负责人极其振奋。他们立即部署准备工作。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第97军、99军和100师官兵,并动员上万民工,连夜突击扩建江湾、大场、龙华三个飞机场,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3月1日,华东军区决定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统一领导上海市防空的各项工作,包括健全各级组织,调整兵力部署,建立空中情况警报系统,沟通指挥通讯,并配合苏军为其提供一切保障。由郭化若任司令员兼政委。上海军民昼夜在机场施工,国民党方面似乎感觉到了什么。3月14日,国民党舟山基地轰炸机18架、战斗机8架分批对修复的龙华机场进行轰炸,投弹194枚,将机场跑道炸了许多大坑,造成军民17人伤亡。江南造船厂也再次遭到空袭,驻守该厂的高炮11团猛烈对空射击,击伤B-24轰炸机和P-51歼击机各一架,迫使国民党飞机升至5000米高空,匆忙投弹后返回。[26]这是国民党空军最后的疯狂了,上海军民共同努力,终于在苏联防空集团军到达之前,将三个机场全部抢修完毕。 为了给来上海的苏军部队创造良好的作战、生活条件,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华东军区航空处、上海警备司令部等部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班子,进行准备工作。接待办事处设在虹桥,负责苏军的物资供应、住房设备、生活用品和保卫工作。市电讯局还调拨了大量的市、县线路,架通了所需要的电话线路。当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第4警备区通信科长的佐光回忆:1950年2月中旬的一天,他奉命到淮海中路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受领任务。来自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王智涛传达了军委的指示,交给佐光的任务是:组织一部分干部,在省、市、县政府的帮助下,2月底以前,在上海南汇县、苏北的启东县、苏州市、浙江的海盐县建设雷达阵地,安排前来工作的苏军人员的住宿、生活保障、阵地警戒等问题。在虹桥机场、江湾机场建设引导雷达阵地的任务由航空处的同志负责,安国路雷达队由防空处情报科负责。这是为苏联空军的到来预先做好对空侦察、警戒和引导飞机作战所需要的准备。领受任务后大家分头到各地,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配合下,经过近20天的紧张工作,到3月初,几个雷达阵地都建起来了。通往阵地的公路修通了,桥梁架起来了,电源接通了,人员住房、中西餐厅也都修理好了。在雷达站周围部署一个步兵连,担任雷达站的地面警卫。3月中旬,苏军混合集团军的部队陆续到达上海。苏军独立雷达营带来10部警戒兼引导雷达,二十余部500W发报机,数十部收报机,二十余部汽油发电车,还有一套雷达营情报站收集处理、报知雷达情报的设备。营长是斯林卡克中校,营部、营情报站设在虹桥路接待站内。独立雷达营到达上海后,用三天时间了解上海周围情况。由于各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苏军雷达技术人员到达阵地后,当天就架起雷达、电台,开始担负战备值班任务。到3月10日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由5个雷达站组成的地区性雷达情报系统已经形成。距上海250千米的高空飞机、150千米的中空飞机都可以及时发现、连续跟踪了。安国路的防空处雷达队经过加强技术力量,请国际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先生帮助调试后,也可在300千米有效范围内发现飞机。江湾、虹桥两个机场的雷达站也开始执行引导苏军飞机的任务。[27] 2月17日,巴基斯基等将领到达南京,受到华东军区粟裕副司令员的迎接。粟裕向苏军将领详细剖析了蒋介石军队的现状、人员编制及战斗力,以及美国的军事援助;介绍了华东野战军部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情况,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果,以及准备渡海攻打台湾的设想。 2月19日15时,苏军指挥班子抵达上海,与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会晤。陈毅着重介绍了华东军区保卫上海的兵力和装备、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最需要保护的重要工业区和运输枢纽的分布情况,使苏军指挥员尽快熟悉和掌握情况。 随后,苏联防空部队混合集团军各个梯队三千五百余人,自2月底至3月27日陆续到达上海。2月25日,第一趟运载空军地勤营的专列驶入上海,陈毅司令员亲自到车站迎接。马卡罗夫上校的歼击机团有45架拉-11歼击机,他们从大连机场起飞,飞越渤海湾,经青岛抵达徐州,在短暂停留后到达上海。谢苗诺夫上校指挥一个有30架图-2和30架伊尔-10的混成轰炸机团,也沿上述飞行路线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帕什科夫上校的米格-15飞行团也从莫斯科经铁路抵达徐州。当时苏联空军刚刚开始配备喷气机,帕什科夫团是苏联首个投入实战的部队。[28] 巴基斯基的指挥所设在上海市虹桥路,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建立了协同作战关系。根据中苏双方政府的协议,巴基斯基部队负责担任长江南岸到杭州湾北岸,以上海虹桥机场为中心、150千米半径(但向东不得超出海岸线)以内地区的防空任务。苏军部队有两个歼击机团(一个米格-15团、一个拉-11团)、一个混合轰炸冲击机团共99架飞机,先后分别进驻虹桥、江湾、大场机场。一个探照灯团,以排为单位,分别部署在上海市区、市郊和浦东。一个雷达营,以连(站)为单位,分别部署在上海市及其外围,如南汇、苏州、海盐、启东、镇海各点。为了严格保密和维护苏军的安全,虹桥、江湾、大场机场由上海警备司令部分别派第97师290团、第99师297团和第100师300团担任警戒,分散各地的探照灯、雷达部队驻地也都派出部队警戒。 米格-15(ΜиГ-15)歼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亚音速飞机,最大速度1070千米/小时,最大飞行高度15200米,航程1782千米。机上装有一门37毫米、两门23毫米机关炮,备有200发炮弹,1948年底才交付苏联空军使用。巴基斯基部队来上海的一个飞行团拥有米格-15歼击机38架,多数飞行员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飞行部队。而国民党空军当时使用得最好的战斗机是美制P-51歼击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的活塞式螺旋桨飞机。最大飞行速度704千米/小时,最大飞行高度12800米,航程3700千米,配备12毫米机枪6挺,炸弹450公斤。执行轰炸任务的B-25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467千米/小时,最大飞行高度8540米,航程5960千米,配备12毫米机枪10挺,炸弹4000公斤。[29]对比这些参数可以看出,苏联喷气式战斗机在高空、高速性能方面比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都要优越得多。 上海防空保卫战的胜利 了解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严峻形势,巴基斯基部队这次调动采取了临战非常措施,空中梯队在转场过程中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地面梯队则要求随到随展开随参战。3月13日,米格-15飞行团第一梯队到达徐州机场时,突然遭遇国民党P-51战斗机的空袭,苏军米格战机立即起飞迎战,当即将其击落。次日国民党空军又派一架B-25轰炸机临空侦察情况,苏军飞机又起飞予以迎击,将其击伤后迫使其降落在徐州东大湖车站附近,除一名射击员在空中被击毙外,国民党空军分队长孙希文上尉等6名机组人员全被俘获。 3月20日,巴基斯基部队歼击机团先遣队刚到上海,立即领受了随时起飞作战的任务。23日国民党飞机入侵上海,苏军战机迅即起飞,将正在轰炸扫射的一架P-51飞机击落,首战告捷。 4月1日,上海防空司令部于淮海中路1189号建立起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要地防空合成指挥所。至此,上海完成了有诸军兵种参加的现代化要地防空配系——空中设防。 上海空中设防后,苏军巴基斯基防空集团与人民解放军地面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在保卫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中连续取得了重大战绩。4月2日国民党空军派出两架P-51型战斗攻击机袭扰上海市区,轰炸扫射。苏军歼击机立即起飞迎战,在追击过程中精确攻击,将其中一架击落于杭州湾海中,又将另一架击成重伤,坠毁于浙东四明山区。4月18日国民党P-38飞机两架从海上进入上海地区,长机未及投弹即被击落于横沙,飞行员王宝翔毙命。僚机亦被击伤,机身冒烟发动机起火,最后坠落于国民党空军岱山机场海边,飞行员李长泰跳伞落于岱山岛以西海面。两次空战连续击落4架国民党飞机后,引起了国民党军将领的震惊,他们难以想象共军怎么一下具备了先进的空军和防空装备。因此,国民党空军一改以白天轰炸为主的空袭方式,转为夜间偷袭。[30] 5月11日21时国民党空军B-24轰炸机四架,分三批携带重磅炸弹企图乘黑夜轰炸上海,被地面雷达发现之后,上海的防空部队全部进入一等战斗准备,严阵以待。第一批飞机遭到防空部队高射炮射击,掉头逃跑,当第二批的一架飞机刚进入上海市区,就被苏军探照灯照中和不间断地跟踪。苏军拉-11战机起飞迎战,地面高射炮紧密协同,交替轮番射击,一架轰炸机被击中,坠落于浦东塘桥,机组人员全部丧命。另一架B-24飞机未进入上海境内即仓促投弹,然后调头逃窜。上海市民目睹了这场空战,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以“血债必须血还,一架匪机被击落”的大标题,报道了国民党轰炸机被击落的消息和飞机残骸的照片。其中一块碎片上印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字样。这个消息使被空袭轰炸压抑多日的上海军民感到振奋,但为了保密,不能暴露苏军的行动。报纸只笼统地说国民党飞机“被我防空部队击落”。在陈毅市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问是用什么武器击落飞机的,陈毅说是用高射炮打下来的。有的记者问:“高射炮能打这么高吗?”陈毅风趣地说:“它能飞多高我们就能打多高!”[31] 被击落的国民党空军飞机残骸 上海空中设防短短2个月的时间,苏军巴基斯基部队在上海警备部队配合下,四战四捷,先后连续击落国民党空军各型飞机6架,制止了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轰炸破坏。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避免深入”的方针,明确国民党空军的任务应转为防守。 国民党将领百思不得其解,解放军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具备防空和空中打击力量?驻舟山的空军将领劳声寰回忆:“我们的空军确实掌握了空中和海上的情况。不仅经常攻击对岸结集的船只,还深入内陆,远至上海杭州一带侦察共军的活动状况。我特别建议注意共军的空军情报。当时很多人都以为短时期内共军还不会有空军参战,因为他们没有飞行员和飞机。我则认为苏联极有可能以飞机和飞行员直接介入。最初我们的侦察机经常执行空中照相,各机场上都未发现飞机。不料没有多久,就有一架P-51在杭州附近被敌机击落。接着是飞往上海准备轰炸共军的一架B-24被击落。空军负责掩护的八架P-51曾与敌机发生空战。这就说明共军已有空军了。但究竟是何种飞机还不清楚。于是空军派了一架P-38照相侦察机前往侦察,落地后将照片冲印出来,无不惊吓。原来共军的飞机竟是当时苏联最新的喷射战斗机米格-15,仅虹桥机场上就停了数十架。这种飞机的性能比我们的P-5l好得太多。我不幸而言中,苏联果然直接介入了。这一张空中照相决定了舟山群岛的命运:没有制空权,不能防守。”[32] 上海防空保卫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使中国大陆拥有了防空作战能力,并在装备与技术方面都压倒了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四野部队大举登陆海南岛。而美国政府当时出于全球利益的考虑,没有给予台湾当局有力的支持。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1950年5月被迫下达从海南岛和舟山撤军的命令,全面收缩以保卫台湾。国民党军队撤退后,东南沿海地区只有大陈、金门、马祖等少量岛屿为国民党军所控制,无力再封锁和袭扰大陆。中苏军事同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大大增强了中共中央解放台湾的信心。1950年9月,巴基斯基部队逐步撤离上海回国,但在回国之前,苏军把全部飞机和装备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并对解放军飞行员、机械师和地勤人员进行了初级的培训,使他们具备了作战能力。虽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未能实施,但随着中苏同盟的日益巩固,新中国的军事力量逐渐强于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转化。 [1] 胡琏:《泛述古宁头之战》,第47页,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 [2] 蒋经国:《蒋经国自述》,第3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陈锦昌:《蒋中正迁台记》,第165页,台北向阳文化出版2005年版。 [4] 狄纵横:《国共海峡战争的实力检讨》,第21页,香港《明报月刊》第12卷2期,1977年2月出版。 [5] 刘广凯:《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第61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 [6]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 《上海工人阶级半年奋斗,反封锁斗争取得重大成果》,《解放日报》1950年1月22日。 [8] 上海市档案馆存件。 [9] 王树春:《上海船舶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第7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1] 王树春:《上海航空工业志》,第1章:轻小型飞机的修理改装,第3节:飞机修理、改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2] 南京军区《当代中国》编辑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第40页,1987年印刷。 [13] 《上海民防志》,第2编:防空指挥,第16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14]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第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 上海档案馆藏B1-2-390号。 [16] 《上海电力公司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之报告书》附件。 [17] 《解放日报》1950年2月9日。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5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9] 马衡:《马衡日记》,第11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2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5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2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23] 金冲及:《陈云传》上册,第6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4] 毛泽东:《毛译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7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7卷人物志,第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2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5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2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28] 斯皮里多诺夫:《苏军保卫上海的天空》,彭华编译,《看历史》2008年第6期。 [29] 丁一平:《空军大辞典》,第4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 [30] 《上海军事志》,第8编战事第3章现代战事,第487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1] 郭化若:《警备大上海》,引自李晓黎主编《从渤海到大上海——渤海纵队、33军征战纪实》,第21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2] 劳声寰:《古宁头战役前后的军事生涯回顾》,摘自析世鉴网站。 1955:第一次台海危机内幕 毛泽东批示: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尽量避免冲突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美国充分领教了新中国的力量。为了封锁新中国,美国组织英、法、澳、菲等八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蒋介石为了获得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持,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指示外交官员频繁游说美国朝野,促使美国与台湾地区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但美国对此并不热心。蒋介石只是美国制约新中国的一个工具,在美国人眼中蒋是个腐败的独裁者。蒋的反攻大陆的计划,美国人认为完全不可能。所以美国政府的谈判立场很明确,只帮助国民党防御台湾和澎湖列岛,而金门、大陈等沿海岛屿则不在此范围内。美蒋双方在此后的谈判过程中讨价还价,反复扯皮。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回国。战争期间,中苏军事同盟进一步加强。苏联向中国军队提供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并在中国开办军事院校,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兵种。具有实战经验的空军和炮兵部队回到东南沿海,大大加强了前线部队的实力。解放金门和台湾的问题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1953年底,军委作战部部长张震主持制订了“先打大陈、后取金门”的计划,得到了彭德怀等军委首长的批准。 蒋介石也在积极活动,希望美国帮助台湾占据东南沿海岛屿。1954年5月,他对来访的前美军中将范佛里特表示:“我控制下之大陆沿岸岛屿,计有三十余个。最主要者为大陈、马祖及金门三个地区。我望美至少将此三地区各岛之防卫,包括于第七舰队责任范围之内。”美国没有答应这个请求,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决议:“总统授权第七舰队部分舰只在对台湾海域进行例行巡逻时,可以对中国沿海的大陈岛进行友好访问,目的是为了向中国共产党显示力量,阻止他们对这些岛屿发动攻击。” 6月1日,舟山以南海面发现美舰活动,粟裕总参谋长向毛泽东报告:“此显系美帝向我军进行挑衅,对当面之敌应严密注意监视,随时报告。如敌不向我炮击或轰炸,我军不得向其射击,以免引起冲突。如大陈岛的蒋军乘机向我守岛部队进攻,则应予以坚决回击。”次日毛泽东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 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军守卫沿海岛屿,将会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7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中央决议强调:“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 国防部长彭德怀立即召开军委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指示。他强调要在解放台湾的军事斗争中逐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斗争中把握对美军的政策界限,坚持自卫原则,决不示弱。8月13日,军委确定军事斗争方针为“先打弱小之敌占沿海岛屿,打则必胜,逐岛攻击。从本年度起,到1957年逐步解放闽浙沿海岛屿”。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决心。 艾森豪威尔执政之初遇到的最严重问题 由于对台斗争牵涉到美国,中共中央需要取得苏联方面的支持和帮助。7月28日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通报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形势和准备采取的措施。苏方对中国的决策表示支持。 根据军委的部署,解放军准备从大陈和金门两个方向同时攻打国民党军。9月3日,福建军区指挥厦门、莲河的四个122榴弹炮营、三个152榴弹炮营以及76野炮、150榴弹炮营和海军炮兵炮击金门。第一次炮击从14时10分开始,到16时停止,目标是国民党军舰。共击沉、击伤国民党舰艇7艘,摧毁炮阵地9个。第二次炮击在9月22日17时15分开始,18时35分结束,目标是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指挥部、军事设施和炮兵阵地。这两次炮击金门,只是规模有限的地面炮火急袭。因为还没有掌握制空权,炮兵完成射击后即迅速疏散隐蔽,实际上是火力侦察,观察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如何反应。 炮击之后,中央又调整了斗争方针,把重点放在了大陈。统帅部的思路是:在台湾海峡防御体系中,选择敌防御较弱、易于速战速决的大陈列岛一举攻占之。而对有重兵把守、敌将拼死争夺的金门,则采取打而不取的牵制性行动。对我方来说,大陈收复后,即可解除南起温州,北到宁波、杭州、上海一线的敌情威胁。而金门近在咫尺,完全在我方的控制之下,留下这个棋子,有利于在今后的台海斗争中掌握主动,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 9月3日炮击金门,使国民党军感到震惊。两名美军顾问被打死,也震动了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连续开会,分析了中共的意图和可能引起的后果。他们判断:中共可能会加强空中、海上和炮击活动。如果这些行动没有遭到美国明显的抵制,中共可能就会扩大进攻的规模,甚至夺取国民党占领的主要沿海岛屿。如果美国向这些岛屿提供军事保障,必然被新中国和国际社会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起战争的行动。美国刚结束朝鲜战争,不想再同新中国作战,美国政府左右为难。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这是他执政最初18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而蒋介石则借此机会,加紧要求美国与他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9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蒋介石再次要求美国与他签约。基于冷战思维和反共立场,杜勒斯同意了。回国后他向总统建议:应该与蒋缔结一个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共同安全条约,但不包括沿海岛屿。这样,美国和台湾开始进行缔约谈判。经过三个月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就条约文本达成协议。国民党方面迫切希望美国协防金门、大陈,美国避免作此承诺,只同意将台湾、澎湖列岛列入条约范围。但为了照顾台湾的面子,又加上了“经共同协议所决定的领土”。这是一句灵活的外交辞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蒋的愿望,也给美国留了很大的余地。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的敌对行动,引起了中国的极大愤慨。12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解放军三军联合登陆,三小时拿下一江山岛 为了打击美蒋军事同盟,中共中央决定发起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战役。此前,以张爱萍为司令员的浙东前线指挥部已进行了长时间的周密准备。陆海空三军经过演练,具备了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几次击落从台湾起飞的国民党军战机,夺取了制空权。海军舰艇和鱼雷快艇也多次出击,击沉台湾海军的“太平”号军舰,切断了台湾对大陈岛的海上补给线。空军轰炸机也对大陈国民党军阵地组织发动了几次轰炸,沉重打击了守岛国民党军的士气。这些战果表明:解放军进行登陆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反复谋划和请示,中央军委指示浙东前指,适时发起对一江山岛的登陆作战。 一江山岛是大陈前沿的一个小岛,有国民党军千余人把守。夺取这个小岛,既可以检验我军联合登陆作战的能力,又可以取得一个前进阵地,直接威胁大陈本岛。 1955年1月18日早晨,一江山岛海区风平浪静,是个难得的好天气。8时,空军轰炸机三个大队、强击机两个大队开始对一江山岛进行火力侦察。另一个轰炸机大队对大陈岛国民党军指挥部和炮兵阵地进行轰炸。8时25分,海航1师轰炸机群飞抵大陈上空。机上携带的重型炸弹,向敌指挥部、雷达设备、通信设施和炮兵阵地倾泻下去。第一波轰炸,切断了大陈守敌与台湾的通信联络。各机群安全返航。 9时,海岸炮兵群万炮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得一江山岛山崩地裂。在两小时的炮击中,先后进行了7次火力急袭,共发射12000多发炮弹。多门榴弹炮由于连续发射,炮筒打红,发生故障,可见炮击的激烈程度。国民党守军有的被炸死,有的被震晕,剩下的纷纷钻进地堡和地洞内,根本没有还击能力。大陈国民党军司令刘廉一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轰炸,而是真正的进攻。驻大陈的美军顾问登上山顶遥望,只见一江山岛完全被笼罩在炮火的烟雾之中。他们惊叹:“共军的火力比韩战还要厉害!”由于得不到台湾的空中和海上支援,刘廉一不敢采取任何救援行动,眼看着一江山岛的守军被歼灭。 火力准备之后,海军舰队出动,掩护登陆部队上岛。仅仅几个小时,陆军部队顺利在一江山岛登陆。解放军历史上首次三军协同登陆战役取得了胜利。此战规模虽然不大,但参战兵种多,战斗组织和协同动作复杂,是我军以往战斗中从未有过的。这是一次成功的、初具现代化登陆作战规模的战役。 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张爱萍等指挥员并没有骄傲。他们事后总结经验指出,这次登陆作战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①它是靠近我海、空基地的近海岛屿登陆战,这样就使我军便于在陆上组成强大炮群,协同海军舰队有效地进行炮火准备和封锁战区海面。有天然良好的进攻出发地,可以隐蔽地集结登陆部队与器材,使用登陆艇送部队直接上岸,有效地掌握战区制空权,便于后勤补给和运输。②它是在我强敌弱的特定条件下实施的速决战。战斗中,我军握有制海、制空权,在兵力兵器上有绝对优势。战前,我军对敌实施了较长时间的围困和打击;在战斗当日,我军使用了各种火炮202门,火箭炮10门,与敌对比是8:1;出动了飞机271架次,海军各种舰船186艘,消耗各种炮弹、炸弹605吨。战斗中没有遭受敌人海、空军的袭击,战斗发展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必须意识到,我强敌弱的条件下的作战,在未来的战争初期可能不是常见的。那时,我兵力的行动不可能不受任何阻碍,而且也不是任何战斗都能像一江山岛战斗中那样把持绝对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三方态度克制,毛泽东批示“不要贪小便宜” 获悉解放军进攻一江山岛的消息,蒋介石迅速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政府联系,探询美方对此事件的反应。他指出:美国第七舰队原来在大陈周围的海、空区域内巡逻,但自从1月10日共军轰炸大陈以来,第七舰队甚至没有一艘军舰或一架飞机敢于靠近大陈岛,这使人难以理解,所以要尽快弄清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究竟是应该固守还是要放弃这些岛屿。 美国政府基于远东战略的考虑,不愿卷入中国沿海岛屿战争,避免与新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1月19日上午,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讨论大陈岛局势,向台湾提出三点建议:①鼓励国民党从大陈岛以及除金门以外的其他沿海岛屿撤退。②美国将提供海、空掩护,以便撤退行动有序进行。③美国将协助国民党防守金门。 得知美国政府要求台湾从大陈撤退,蒋介石愤怒至极又无可奈何,21日他只得下令从大陈撤军。美国政府又作出姿态,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将动用武装部队,以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1月22日下午,杜勒斯国务卿密电美国驻苏大使馆,指示与苏联政府接触,向中国方面转达美国帮助国民党从大陈岛撤退的计划。只要中共克制军事行动,就有可能结束台湾海峡的敌对冲突。另一方面,由新西兰出面,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国共双方停火,由联合国斡旋谈判。 在没有得到苏联的通报之前,中共中央认为美国政府的言论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和战争恐吓。24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第二天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发表声明,不接受美国和联合国提出的停火建议,严正指出:“为了保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接到苏联通报后,中共中央掌握了美国的立场。周恩来答复联合国停火建议的电报中,没有关闭与美国对话的大门。他表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如果世界各国要和缓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就应该去劝美国。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谈判的。”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向美国表达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 美国一方面在联合国挥舞橄榄枝,另一方面又对新中国发出战争恐吓。1月29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对确保和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的具体目标是必要的之后,使用美国武装部队”。同时,美国第七舰队的主力也向台湾海峡和浙东海面集结。 在这个严峻时刻,如果任何一方坚决要打,大陈海域都将出现严重局面,但中、美、蒋三方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克制的态度。1月21日彭德怀主持临时军委会议,讨论浙东战局,认为下一步可打披山岛,然后攻南麂山岛。浙东前线三军部队乘着攻克一江山岛的高昂士气,积极准备攻打大陈岛。前线将士跃跃欲战,毛泽东却十分冷静。当彭德怀报告攻克一江山岛仅3个小时即结束战斗时,毛泽东说:“这在军事上是个胜利,但从政治上考虑,其影响与后果如何,还要观察。”2月1日,海军司令部向军委请示使用海岸炮兵打击大陈之敌。2日毛泽东批示:“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于是,浙东前指撤销了继续攻击大陈之敌的计划。 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的前前后后 在与蒋介石磋商大陈撤退的过程中,从1月23日起,美国政府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相继调遣“中途岛”号、“大黄蜂”号等5艘航空母舰、32艘驱逐舰、100余艘可供登陆的其他舰艇驶往大陈岛东南海域。美国空军第18航空队的轰炸机和第13航空队的战斗机群也到达大陈海域上空。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下达命令,所有舰队不能采取行动。而总统只有根据台湾方面提出援助请求,才能发布命令。蒋介石还在要求美国协防金门、马祖的问题上与美国政府纠缠,使美国官员感到很不耐烦。2月4日,当顾维钧再次到美国国务院交涉时,副国务卿胡佛不客气地对他说:“大批的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已经进入战位,也许再等不了24小时了。”因为海军舰艇上没有安排轮班军官,许多人不得不连续值班。舰队司令向政府提出:如果24小时内接不到命令,他有可能将舰队撤回冲绳基地。这样,蒋只得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7日,蒋介石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宣布“撤退大陈驻军,移至金门、马祖”。此时,蒋介石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也明白靠自己的力量保不住大陈,但是他的“盟友”美国人在关键时刻又一次出卖了他。强大的第七舰队游弋在台湾海峡,只是用来帮助他撤退的。没有实力,蒋只好任人摆布。 2月6日,台湾“国防部”下令实施“金刚计划”,由中美联合执行大陈地区军民总撤退行动。为了执行这个计划,蒋经国2月2日来到大陈。他的任务是巡视大陈情况,安定人心。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他敢于来到战区,使国民党官兵感到了一丝安慰。他在大陈的街上看望民众,表示关怀,其实他自己也很不安心,不知何时才能安排撤退。本想回台湾汇报情况,又怕自己的离去动摇军心,所以他要身先士卒,在猫耳洞和士兵共度夜晚。 7日,海上出现了美国军舰。大陈国民党军搭起浮桥,用登陆艇、舢板和机帆船接军人和民众上舰。8日上午,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也率领台湾舰队到达大陈,指挥撤退。撤退基本完成后,2月10日早晨,蒋经国带领部分将领、美军顾问、记者和士兵,在山顶举行最后一次升旗仪式。蒋经国表情肃穆,他心里明白:这幅青天白日旗几天后就会被解放军踩在脚下,再想回来是遥遥无期了。走到码头时,山上传来工兵爆破的声音。刘廉一在驻守大陈期间,指挥国民党士兵日夜构筑工事,山上、水际、滩头,堡垒沟壑纵横,山里也构筑了坑道和火力点。可以想象,如果解放军再次发起大陈登陆作战,其困难程度和伤亡肯定会超过一江山之战。现在的撤退,使刘廉一半年多的努力在一天之内化为乌有,他凄然说道:“费了这么多的心血,一下子什么都完了,闹了一场空。”2月13日,大陈撤退的船队全部到达台湾。 美蒋联合组织大陈撤退期间,解放军浙东前指一直密切监视。在头门山炮兵阵地,战士们可以看到海上庞大的美国军舰,美军飞机在海面上盘旋。大家头一次看到如此强大的美国舰队,心情难免紧张。军委严格按照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既不主动惹是生非、又不示弱的自卫原则,各部队严阵以待,但一炮未放。当发觉大陈敌人撤逃后,张爱萍司令员、王德参谋长命令部队分乘20艘船艇,在海军掩护下,于2月13日登陆大陈岛。大陈撤退后,国民党军在浙江沿海仅剩一个南麂山岛。虽然台湾方面建议将该岛与金门、马祖作为一个“岛群”来防御,但美国政府拒绝了蒋的要求。2月22日,华东空军轰炸南麂山岛。无奈之下,2月25日,国民党海军舰艇接应守岛的4000名国民党军和2000名民众撤离。2月26日,解放军登上南麂山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国民党军撤离大陈 “第一次台海危机”是如何化解的 趁着浙东胜利的大好形势,粟裕总参谋长召集会议,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5日,总参谋部向中央军委上报《关于攻打金门、马祖的设想》的报告。彭德怀同意先打马祖,请示中央。3月14日毛泽东批示:“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 美蒋虽然成功组织了大陈撤退行动,但毕竟是一个失败的象征。美国政府也担心解放军会乘胜攻击金门、马祖乃至台湾。杜勒斯访问东南亚,在同缅甸等国首脑会谈时,一再表明美国决心保卫台湾和澎湖,希望能将这一信息传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3月10日他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时指出:“台湾海峡的形势,比我访问前所设想的严重得多。中国共产党人决意占领台湾,放弃金门、马祖不能中止这种决心。如果我们要保卫金门、马祖,我们将要使用原子武器。”但是杜勒斯无法回答一个严酷的问题:如果受到攻击,蒋的军队能有多大忠诚? 艾森豪威尔也感到紧张。白宫智囊预计3月15日至25日是最危险的日子,如果解放军突然对金门、马祖发动两栖进攻,有可能取得胜利。艾森豪威尔决定采取强硬立场,3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在亚洲的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会不会使用战术原子武器?”他回答说:“在对付一个严格的军事目标上,是。” 美国公开的核威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3月21日到3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华东军区和空军加强了空情监视,在有关空军基地增加了进入一等战备的飞机数量,研究了以保卫上海为主的防空作战的战术与指挥问题。一时间,华东沿海地区再次进入战备状态,台海危机一触即发。 由于美国的介入,使台海局势复杂化。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策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以缓和紧张局势。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23日,他向各国记者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 这是中国政府发给美国的一个信号。新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需要和平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美国虽然对中国进行封锁和禁运,但经过朝鲜战争的较量,也不敢贸然对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美国政府把握住了这个机会。5月,杜勒斯在维也纳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会晤,他建议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影响,而美国对国民党人施加影响,大家同意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8月1日,中美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始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终于坐下来,与新中国商谈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了,被美国称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局面缓和了下来。艾森豪威尔在这几个月中,领略了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他感慨地说:“路途坎坷,要有忍耐的勇气啊!” 在三方博弈中,唯一的输家是蒋介石。大陈岛的撤退不仅使国民党失去了反攻大陆的一个重要基地,也使他彻底丧失了东南沿海的战略主动权。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还敦促他放弃金门、马祖。一次次地在关键时刻被美国出卖,使蒋介石悲愤交集、刻骨铭心。回想1949年撤离大陆之时,依然幻想依托海空优势,先封锁大陆,然后进行反攻。然而到了1955年,他不仅被拥有现代化装备的解放军打得连连败退,连台湾本岛的安全也要仰仗美国军事力量的庇护。这个实力转换的过程,只有短短5年时间。 蒋经国离开大陈之前,还信誓旦旦:“我们还要打回来!”但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官兵,谁还相信蒋家父子的空话呢?他们只有对着海峡遥望,期盼有朝一日两岸统一,回到家乡落叶归根。 彭德怀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次在全军范围内反“教条主义”的会议。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党内“左”倾的错误思想影响下,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一批同志,使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了弯路,后果是严重的。彭德怀同志作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的负责人,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和总结报告发言人。由彭德怀传记组集体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谈到这件事,评价说:“这次军委扩大会后,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这致使绝大多数担任过训练工作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进行检查,引起了许多干部不安心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严重地伤害了这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批判和否定某些旧的做法之后,一时又拿不出新的办法来代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使军事建设工作和院校教学遭受了很大危害,给军事建设工作带来了不良后果。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 我们认为:作为一位伟人,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但是研究一位伟人,不仅要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他的历史教训,因为有时教训给后人的教益更为深刻,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由反“教条主义”转化成一场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这其中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不应由彭德怀个人承担责任,也不是彭的本意。要搞清这些问题,目前还有困难,也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拟从建国后我军的建设方针和教育路线入手,探讨反“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总结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些教训,同时给彭德怀同志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由于掌握资料有限,这些意见是不成熟的,仅供参考。 一、建国后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历程及争论的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强大的正规化军队,担负起保卫国防、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这就要求我军从战争年代的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和规章制度不统一和游击习气中改变过来,转化成多兵种合成军队、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特别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1952年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给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装备简单低劣,编制、制度非正规,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入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2]这是我军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最现实的选择是向苏军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关系密切,根据双方协议,苏方向我军提供武器装备,派出专家顾问,帮助我军正规化建设。从1952年起,在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军队也是如此,首先从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入手,抓共同条令的编修和军事干部的培养。当年在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彭施鲁同志回忆:“在1952年前后,我们在建军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一个向苏军学习的阶段。编制体制、兵役制度、条令规程、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奖惩制度,等等,几乎全部是仿效苏军的做法。当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领导还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不走样地学’、‘高学低用、死学活用、先学后用’等。这些提法都是针对当时所存在的在学习苏军经验方面持怀疑态度者的。这几句话有的是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同志提出的,有的是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同志提出的。这样的口号对于推动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是起了作用的,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是对于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的形成,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产生了消极的后果。”[3] 所谓“消极后果”,就是在“全盘苏化”的背景下,在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倾向。有的过分依靠苏方顾问,有的过于推崇苏军制度,把苏军制度生搬硬套到我军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例如,军事学院学习曾实行“六小时一贯制”,每天上午连续学习6个小时,晚上加班学。有些学员感到吃不消。考试实行口试,由一名主考和两名陪考向学员发问,根据学员的回答情况打分。有些学员感到太严格,吃不消,称为“三堂会审”,要求取消。下级见上级要有报告词,哨兵换岗时要击鼓吹号。在一些生活待遇上过分强调等级,使干部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和距离。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我军高级将领,对这些教条主义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这是违背我军的传统和作风的,应予纠正。 1956年8月25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李夫克给刘伯承院长和院党委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信中除了对“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制度提出意见外,也谈到教材中重复太多、空话太多、内容陈旧等问题。他特别强调的是,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应该和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信中说:“在学习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在现代战争中我们自己的经验仍然是可贵的,特别是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经验,系统科学地总结和利用这些经验来教育干部是十分重要的。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从战争的规模和兵种的数量、质量来说比我们的经验要全面一些。但它是在西方战场,作战对象是德国这个具体的条件取得的。我们的经验不仅是在我们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及美蒋这个作战对象的具体条件下取得的,而且又都是在敌我军力对比比较苛刻的条件下取得的,这就是我们的经验之所以可贵的地方。” 刘伯承院长当时在上海养病,看到李夫克来信后,予以高度重视。9月4日他写信给院党委,指出:“夫克同志从学习角度、亲身的体验,客观地作出检讨、提意见,很好。特建议:院委将该信印发各级党委和支部,使他们领导党内干部和党外相关干部讨论,着重提出今后如何改进训练工作的具体意见。”[4]刘伯承同志对信中反映的问题是重视的,态度是积极的。在刘帅倡导下,军事学院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共同思考我国军事学术和军事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活动中,苏军顾问与我方也产生了分歧。1958年7月10日刘伯承元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迫作检查时说:“济南战役演习,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学院和总参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感觉到他们训练规程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颇难插进,即请准军委留给学院老干部毕业生二百名,以加强传统教育力量,将以前一切教材斟酌何舍何取、何损何全。同时,建议德怀、剑英两同志将苏军‘1948年野战条令’加以取舍损益,附以训令修改或索性自编。”刘伯承元帅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花费大量心血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刘伯承同志既尊重苏军的经验,也研究中国古代的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使用一批原国民党军教员,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根据解放战争的实践编写出一批战例。1956年5月9日他在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会上作总结时指出:“我们是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我们不单是以劣势装备对付装备优良的战斗,在今后战争中,又必须进到高级阶段。”为此,我们就要学习敌、我、友三方面。“我们还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我们有敌性的国家,即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学习他们的技术和军事学术。”刘伯承元帅博采众家之长,力求知己知彼,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这种意见集中体现在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一封信中。他说,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在数量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又怎样个批判法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作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 蔡铁根建议:“中央应重视这些情况,并澄清现存的思想混乱,统一全军的认识,进一步肯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他认为:“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所以我认为应该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 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在学习苏军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他的信带有一种情绪,言辞相当偏激。在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下,持这样的意见者明显是处于少数。邓小平将信转给军委,彭德怀于11月30日批示转发军委、各总部和国防部首长传阅,自己没有表态。这说明他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是把它作为反面典型对待的。[5] 对于苏军的条令和经验,彭德怀本人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怀疑的过程。起初他提倡学习苏军是不遗余力的,他一度设想在部队中实行“一长制”,遭到了军内政治部门的强烈反对。经过调查研究后,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设想。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他在1952年12月24日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又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尤其是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相结合。不这样,就不足以改变我军的某种落后状态,就不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就没有把握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话他从1952年到1956年期间讲过多次。在检查海防工作时,他对炮兵按照苏军顾问的意图部署海岸炮兵配置极为不满,认为我军的空军力量与苏军不同,完全照搬苏军的防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战中是要吃亏的。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大规模的抗登陆演习,他认为演习的过程和文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符合实战要求,表示“这作为示范性教学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临时出情况,才能考验指挥员的处置才能,同时检验官兵素质和装备是否适合实战”[6]。当中央号召反对教条主义时,他在行动上紧跟,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符合他的真实思想的。 二、国防部报告和反“教条主义”扩大化 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是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大气候是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了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的开端。4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虽然正面还宣称学习苏联,实质上已经开始转弯。 按照中央部署,军队内部开始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意图就是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在军事学院和国防部的训练总监部,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教条主义倾向究竟是局部的,还是全军性的;在一个单位中,究竟是占主导地位,还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这种争论是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的,各种意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李夫克和蔡铁根的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本来通过这样的争论,对发展适合我军实际的军事教学和训练是有益处的。但是由于国防部和彭德怀本人的干预,把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了。 1956年9月,主持军训工作的副总长张宗逊派训总院校处处长彭施鲁带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了解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后的情况。在座谈时一些学员和干部谈了学院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情况。令彭施鲁吃惊的是,“不少人对学院领导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主要是反映学院里民主空气不够,压服较多。从他们说话的口气中,听得出对院长刘伯承元帅是谅解的,但对其他领导借刘帅的威望压制民主则甚为不满。他们没有指名道姓,但听得出来是针对当时实际主持工作者陈伯钧同志讲的”。[7]工作组回京报告后,11月张宗逊又带领工作组来到军事学院调查,并写出了正式报告。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又指出了学习中的片面性,把很多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后来由彭施鲁执笔,把报告内容改写成《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用张宗逊的名义发表在1957年2月9日的《解放军报》上。 看过张宗逊的报告后,彭德怀感到军事学院的问题严重,于是在1957年2月与陈赓、谭政等率领国防部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听取了院领导、干部和学员的汇报后,彭德怀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他指责院校党委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采取徘徊、犹豫、拖延的态度”,强调“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劣势的装备技术战胜优势装备技术的强大敌人。这个特点过去一贯是我军制定作战原则的主要根据,因而我军的基本经验也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说我们过去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是没有根据的”,“我军在学术方面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我军的经验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学院应当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来整理我军的历史经验。”回到北京后,他对讲话记录进行了整理,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他“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工作”。[8] 为了强调反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又在《讲话》的基础上整理补充了一个《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报告》,5月20日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公开发表在军内刊物《八一杂志》上。《报告》中的第二部分是“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内容比《讲话》更具体化了,指出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及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了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9] 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训练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把教条主义提高到战略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争的高度,并将《报告》在全军范围内公布,说明他把教条主义看得很严重,并且要在全军开展反教条主义。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不同意他的《讲话》,认为学院的工作一直是在军委领导下进行的,几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学院党委在3月间举行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但是对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陈伯钧提出三点:①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②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③过去的方针、口号是正确的。[10]院党委的《决定》体现了这个基调,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为“教条主义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钟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对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对钟说:你在南昌暴动时就当红军,难道会“背叛优良传统吗?”他还说:“海、空军有什么传统?海军出航,你看宣传鼓动棚设在哪里?”南京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也对钟表示:“以我为主有办法吗?经验总结又没有,教材翻身不容易,逼着公鸡去生蛋不行呀。”[11] 关于“以我为主”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的问题,刘伯承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于这一点,刘伯承即使是在1958年7月10日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时,也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他说:“在建院之初,就按照军委的指示,抓了传统教育、现代作战训练和制度正规化三个环节。”“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他解释说,由于建院初期的教员几乎都是从原国民党旧军人中招募的,由他们来讲授、编写我军战史是困难的。对这个情况,军事学院干部部部长萧新春曾专门做过统计:1951年非党军事教员190人,占全体教员94.5%;以后逐渐淘汰调整,1957年非党军事教员131人,占全体教员21.3%。这说明军事学院正在逐步培养和加强我军干部的教学科研力量,朝着“以我为主”的方向努力。[12] 而编写我军战史的工作,是1956年4月彭主持军委第63次会议才决定由叶剑英、李达等组成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的。[13]后来的事实证明,编写我军战史,总结我军经验,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细致的科研工作,绝非短时期能够实现的。 彭德怀一方面积极主张反“教条主义”,一方面又尽量避免扩大打击面。他在对军事学院《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的批示中强调“不要追究责任”,“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但是在训练总监部还是掀起了追究责任的斗争。萧克等负责人认为,军队产生教条主义的责任首先在张宗逊。萧克回忆说,张宗逊“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14]主持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1958年7月14日军委扩大会议的检讨中也指出,张宗逊“当时在六位上将副部长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个。大家对他意见很多。虽然张宗逊同志积极主张反对教条主义,可是对自己在主持院校训练工作中所犯的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却不作认真的检讨。若当时提出张宗逊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是很少有人拥护的”。结果,虽然张宗逊于1957年9月被调离训总,回总参任专职副总长,1958年3月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张宗逊的批判会。 训总干部会议反映出一种情绪,许多人不赞成彭德怀对反“教条主义”的提法。有的干部发言要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使矛盾激化了。彭德怀在看了训总干部会议简报后质问萧克说:“你们哪里是在批斗张宗逊,就是批彭德怀嘛!”这时正值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讲话。训总干部会议反对反“教条主义”的立场得不到支持,被迫休会。而毛泽东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否定和军队内部争论的升级,导致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15] 三、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关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有了结论。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彭德怀在会议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的提议召开的,意图是用整风方式,讨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问题。5月23日,彭主持军委会议研究会议的开法,并未明确反教条主义的议题。但黄克诚总长表示:“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罗荣桓元帅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调子,为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埋下了伏笔。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在5月30日的会议上说:“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学习苏军经验不是对立的。”“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了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他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16] 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图开会,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都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得到解决。但是毛泽东的意图不是如此,会议前他并未给会议定调,也没有干预会议进程。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6月5日,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并作了批示,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吗?”对信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如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我军的传统;只讲学习苏联,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等,毛泽东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方强的信,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在信的开头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6月7日,他专门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在两个月内“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17]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7日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的紧张气氛。[18]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在这个背景下,彭、黄开始转弯,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会议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 彭德怀的思想如何呢?应该说,他的内心是反教条主义的,但他不愿意在军队内挑起斗争,并不想针对哪些个人。在南京军事学院视察讲话时,他有意避开刘伯承,在报告中写“当时刘伯承同志不在南京,没有交谈”。他在上海视察一星期,也没有去看望刘伯承,委托陈士榘把他的讲话稿转送刘帅。钟期光同志对此非常不满。[20]这说明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上是有顾虑的。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因为林彪看了训总四级干部会议的材料,向毛泽东反映要反教条主义。“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21] 林彪的讲话有自我标榜的成分。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立场是一贯的。从他视察军事学院给毛泽东的报告、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态度以及转呈方强的信,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与林彪的差异是不想用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不想打倒谁。但是毛泽东表态,他就不能不紧跟了。 6月20日举行全体大会,与会者增至1442人,规格也从三座门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主题是反教条主义。彭德怀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改变了原来反教条主义的提法和性质。他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并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发泄不满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讲话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22]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像是在漫谈我军的历史,但其中的一些话很有分量。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接着他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我看总是有一点吧,多少有一点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而且列举了历史的例子,进一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与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定性。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谈道:“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学就是学海、空军使用,诸兵种协同;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这些话很合毛的心意,他称赞说:“这样好!” 29日的座谈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核心内容。虽然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紧跟毛泽东的,由对事不对人到既对事也对人。但在树立毛泽东的权威方面,他远不如林彪会体察毛泽东的内心深处。 以后的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会,尤其是对萧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会议发言从批判“教条主义”到翻历史老账,把历史上个人的恩怨和宗派山头的矛盾都抖出来。斗争范围越来越大,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正如萧克回忆的:“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23]尽管刘伯承、叶剑英在检讨中一再承担责任,希望保护一批干部,在那种“左”的气氛下,已经没有几个人能保持客观、清醒的态度了。 7月19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这个总结不是彭个人创造的,而是主持会议的军委领导成员多次讨论、修改确定的。这个总结对“教条主义”的定性,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将反“教条主义”说成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至于军委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军委对于几年来的错误路线,是有所察觉的,也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是,因为对它的本质,对它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及时地采取大张旗鼓、充分地发动群众的方法,把这个斗争坚决地在全军中展开和贯彻下去”。在列举了两条军事路线关于建军方针、原则、作战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分歧后,他用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总结:“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目前,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虽然基本上已被消灭;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次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斗争。”彭德怀以前的讲话从未上纲到这种高度,阶级斗争理论是建国后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之一。这种过火的批判,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由部分单位波及全军,对军队建设和正规化进程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后果。刘伯承同志被免去了领导职务,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了错误的处理。作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彭德怀是有责任的。 四、历史的教训和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实践的检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反教条主义”斗争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评价刘伯承同志说:“他在军事学院有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24]在回顾上述事实后,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1)在军队建设工作中,应当实事求是地摸索经验,逐步确立我军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切忌走极端。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极端的提法,往往来自高层而不是基层。我军由战争年代的非正规化向正规化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势必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通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由于缺乏科学的态度和实际的经验,在建国初期全盘苏化过程中确实走了一些弯路。《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这样叙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有必要的、正确的。部队在学习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顾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苏军一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这些倾向“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25]当意识到苏军的经验与我军的实际有差距时,不是采取逐步扭转,而是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全盘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军的经验又不能马上跟上,结果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欲速不达,对军队建设是没有益处的。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吸收外军的先进经验,应用于我军的建设中,是正规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所必需的。我军虽然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但是应付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不多,因此需要认真借鉴外军的经验。在建国初期对苏军、美军的经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反“教条主义”,强调“政治挂帅”,盲目自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拉大了我军与外军的差距。当海湾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现代化战争的模式和发展水平,全力追赶高科技,研究现代局部战争。如果没有走那么多弯路,我军的正规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战争是最好的老师,如何借鉴外军经验,赶超先进水平,使我军在反侵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有许多教训需要总结,有许多方面需要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认真学习。 (3)在军队建设上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有争论是正常的,绝不能将这种争论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应该指出,在1958年以前,军队内部的民主空气是相当浓厚的。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国防战略、我军建设等重大问题畅所欲言,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夸大了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把一些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作为现实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26]从此以后,军事民主的气氛大受打击,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甚至和宗派山头等历史纠葛混合在一起,给党内军内造成了恶劣影响。1958年批判“教条主义”,彭德怀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仅仅一年之后,在庐山会议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就成了集中火力打击的对象。在全面否定的前提下,不仅对彭德怀建国后的工作成绩一笔抹杀,甚至清算历史老账,进行人身攻击,使彭德怀本人对“左”的错误有了痛苦的体验。他反省自己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行为,并向萧克等同志作了真诚的道歉。这说明,早在我党纠正“左”的错误之前,彭德怀就已经在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了。 人生的经历是复杂的。彭德怀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是我党我军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深入探索党史军史中许多重大问题。但是无论歌颂也好,评价也好,都必须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去看,不仅看到他的杰出和优秀之处,也看到他的历史局限。这样,对彭德怀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下去,也是我们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最好的纪念。 [1] 《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写:《彭德怀传》,第29章,第33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 彭施鲁:《五十年代里军事训练工作中的反教条主义前前后后》。 [4] 军事学院党委扩大会议秘书处编:《有关学院历史资料》。 [5]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34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09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彭施鲁:《五十年代里军事训练工作中的反教条主义前前后后》。 [8] 《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写:《彭德怀传》,第29章,第3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9]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82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 《中共军事学院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言》第56号简报,胡秉权的发言。 [11] 《中共军事学院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言》第65号简报,钟期光的检查。 [12] 《中共军事学院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言》第190号简报,萧新春的发言。 [13]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2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 萧克:《萧克回忆录》,第25章,第4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15] 彭施鲁:《五十年代里军事训练工作中的反教条主义前前后后》。 [16]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8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2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8]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8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17章,第29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 钟期光:《钟期光回忆录》,第25章,第5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1] 《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写:《彭德怀传》,第29章,第53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2]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8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 萧克:《萧克回忆录》,第25章,第4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2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8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 《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第2章第2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6] 《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第2章第2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关于毛泽东早期传记 伟人的传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伟人身后修撰的,这种传记是正史,由历史学者集体编写,周密而详尽,当然也充满了歌颂与崇敬,为民众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另一种是在伟人未成名之前,由个人为其撰写的传记或访问记,这些著作出于个人的视角和感受,写来比较朴实,自由,不必为尊者讳。毛泽东的传记两类都有,但我们更重视他的早期传记。 (一) 提到毛泽东早期传记,首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部传记的产生,充满了偶然和传奇的因素。斯诺不是共产党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记者。他回顾当年前往陕北红区的情况:“1934年,我的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属于兰登书屋)提议同我签一项合同,预付稿费750美元,让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我所代表的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对这个题材也极感兴趣,它在1935年建议资助我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这个建议我也放弃了。然而到去年(1936年)5月底,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听说有可能进入陕北的红色地区了。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1] 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由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带领秘密进入陕北红区,开始了几个月的采访。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带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完成长征后,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1935年9月在草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拥兵自重,命令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毛泽东等被迫脱离红四方面军,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这是被毛泽东自称为“一生最黑暗的时刻”。直到斯诺进入陕北前夕,在中共中央努力争取下,张国焘才放弃了自己的“第二中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北上,当时正在途中。毛泽东与红军到达陕北后,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生活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由于和张学良部达成了和平协议,严峻的形势才稍有缓和。当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2]大家的创作积极性很高,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斯诺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可见,毛泽东欢迎斯诺的到来,首先是为红军的出路和生存考虑。他希望斯诺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些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红军,帮助红军。红军长征的故事就是这样流传出去的,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毛泽东并没有请斯诺为自己作传的想法,斯诺在红区采访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使他处处感到新奇,兴奋不已。那么领导这些红军创造奇迹的领袖又是什么人呢?他自然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因此,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采访的要求,希望毛泽东讲述他本人的故事。毛泽东在与斯诺的长谈中讲述了中共的成长历史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但很少谈及自己和其他个人。而斯诺追求的恰恰是人的故事,在斯诺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终于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红军长征记》书影 斯诺叫道:“我要的就是这个!” 斯诺回忆:“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黎)平坐在身边,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3] 参加翻译工作的吴黎平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同志常谈一两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同志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同志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做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谈话时斯诺作了详细笔记。”[4]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也没有其他人做速记或做记录。毛泽东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斯诺按吴黎平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同志仔细审阅并做了少数修改后,退给斯诺。根据这些资料,斯诺写成了《毛泽东自传》,发表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因为它早于《西行漫记》发表,所以译本很多。1937年9月由延安文明书局出版、张宗汉的译本为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1937年1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汪衡译本,流传最广。 《毛泽东自传》延安版 斯诺在写作时曾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准备用第三人称重写其中某些部分。海伦·斯诺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核心,不能改动原材料,应当用毛泽东的原话,直接用第一人称写作。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5]因此,《毛泽东自传》以其原始性和真实性,一发表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从内容看,《毛泽东自传》的记述比较简单。毛泽东自述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追求知识和真理,来到长沙求学。从一个爱国青年寻找新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国共合作走向独立进行武装斗争。他的每一步成长,都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领袖,而是在曲折的经历中逐渐成熟起来。正如他自己在1962年说过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叙述自己的革命经历的。[6] 既然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在自述中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当年一些不成熟的认识。比如谈到1930年12月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他在自传中说:“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军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上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7]富田较近吉安——当时苏维埃区的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支助,这次叛变很快也就被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历史证明,“富田事变”是红军中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一个历史悲剧,当年总前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和特派员李韶九都负有责任。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了苏区第一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吸取教训,制定了不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斯诺忠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自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革命者形象。延安的翻译者张宗汉在“后记”中写道:“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人们对他所惊奇和怀疑的,因为他能做一般人所不能做不愿做的事情,他肯下工夫做那艰苦而又平凡的事情,一经成功,事情便不平凡了,人也不平凡了。其实他和平常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真的,毛泽东先生,所言所行,都是很平凡的,例如: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而没听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是布衣一身,穷得膀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是读者的感受,也是《毛泽东自传》的成功之处。 《毛泽东自传》首次向“国统区”的读者展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丑化为“土匪”的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和思想,因而引起了莫大的关注。各种版本不断出现。1938年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出版,《毛泽东自传》作为其中一章,改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他对《自传》进行了修订,文字更为简略、扎实。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自传》在各解放区再版发行,版本多达十几个。 建国后,因为中共中央有不祝寿、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的政策,意在少宣扬个人。中共党史以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统一的口径,《毛泽东自传》这样的作品就不宜再公开出版发行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把这本书找出来,以《毛主席的回忆》为书名翻印了《毛泽东自传》。它不是正式出版物,大多数为油印本,流传广泛。“自传”全文之外,还收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访问杨开慧烈士的哥哥嫂嫂的谈话。这种“抄本”不仅对研究毛泽东早年革命生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且为“红色经典”的出版发行留下了佳话。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早期的《毛泽东自传》版本多,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当年为毛泽东和斯诺作翻译的吴黎平将斯诺当年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文本找来,重新翻印并加以修订,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这是《毛泽东自传》最准确的译本。 (二) 抗战后期,延安先后来了两个访问团。一个是中外记者考察团,一个是国民参政员访问团。在此之前,重庆国民政府对延安陕甘宁边区一直进行封锁。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中将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等职。史迪威到重庆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新兴力量,恢复了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中外记者纷纷要求到延安采访,1944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组织一批中外记者来延安采访。 这是一个向中外展示陕甘宁边区红色根据地的绝好机会,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副主席召集参加接待的同志开会,周密布置。周恩来提出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史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史坦因是位很有政治见解、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在苏联多年,后被当作“托派”赶了出来。但是他在中国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托派活动。福尔曼是美国人,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领队的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记者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他到过延安,认识贺龙同志),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及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访问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会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成就、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记者采访时,感受到延安清新的政治空气和共产党廉洁奋斗的作风,产生了深入考察的愿望和兴趣。国民党政府的领队起初尽量控制记者,一切活动都集体行动,限制记者的个人自由。史坦因率先冲破封锁,在我方的安排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随后记者们纷纷仿效,他们沿途考察了我党政机关的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7月12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但外国记者都不走,他们继续到山西根据地和抗日前线采访,耳闻目睹了更多的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事实。 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有技巧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特别是“毛泽东访问记”一章,笔调客观、生动、含蓄,寥寥几笔写活了毛泽东的形象,说明了毛泽东受到人民拥护的原因。在国民党特务控制下的重庆,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以翔实的笔调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普遍关注。史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他又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总之,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以及美英盟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共,起了一定的作用。史迪威将军一再表示对八路军的支持,1944年8月,美军派观察组长驻延安,沟通与盟军及大后方的联络。1944年9月赫尔利来华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奔走于延安和重庆之间,与毛主席、周恩来分别会谈,表示支持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迫使蒋介石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然而,国民党和蒋介石拒不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意见。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以国民党为主的“国民大会”,排斥中共和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6月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了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忧虑。他们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希望中共作出让步,以求两党通过商谈解决矛盾,团结抗战。蒋介石也希望有人出来帮他游说,促使共产党人出席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中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于1945年7月1日飞抵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谈,陈述他们的愿望。双方谈了两天,态度坦率、诚恳。各抒己见,共商国是。六位参政员谈了他们来延安的目的、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的看法、对国共合作的建议等。当他们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没有关闭时,毛主席风趣地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对此,双方的看法倒是十分接近。最后通过的会谈纪要主要有两点:①停止国民大会进行,②召开政治会议。 六位参政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参观延安。他们利用会谈以外的时间,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会见了李鼎铭副主席等边区民主人士,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对经济方面的减租减息,变工队、扎工队的互助方式,货币流通,商品贸易,机关供给制,工农业生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访问了劳动英雄。延安的艰苦奋斗、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国民党当局一贯宣传共产党人是一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但六位参政员与共产党干部接触时,却感到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谨逊、诚恳,说起话来很有见地。在共产党人中间,真有如沐春风的感受。 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 7月5日,六位参政员的访问结束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效果是好的,这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通过中央负责同志与六位参政员的面谈,延安各方人士对六位参政员的接待,双方增强了相互了解,扩大了中共在民主党派中的政治影响,并找到了民主建国的共同点。 延安之行对黄炎培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延安的五日成为黄炎培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来延安之前,黄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没有太多的认识,及至身临其境,特别是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使他感受颇深。黄谈到历史上各代兴衰的周期率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感到:毛说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详细地记载了亲眼所见的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边区的成就,澄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这本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印十几万册,在大后方和中国香港、上海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8]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他给山城重庆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写下了经典的新闻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在她的笔下,中共领袖朴实、谦虚、平易近人。在下榻的张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毛泽东在重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人民心中的地位。 为了满足国统区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需要,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工作的许之桢,把中外记者会见毛泽东的报道和毛泽东在重庆的新闻报道汇集成册,于1946年10月编辑了《毛泽东印象记》。“编后记”说:“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生平事迹、战斗精神、崇高性格,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过去虽然也有过毛泽东的传记、印象记之类的书刊,但早已无存。不是绝版,就是停售。编者便是在这样的要求下,来着手编这个小册子的。”这些文章虽然短,但寓意深刻,客观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言谈举止,使人感到非常真实。1960年三联书店再版此书,作为内部发行。 (三) 从1942年延安整风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毛泽东思想成为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有意识地宣传毛泽东,建立他的威望。党内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毛泽东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也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版发行的。传记类作品当推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研究类著作则有张如心的《毛泽东论》。 萧三(1896—1983),现代作家、诗人。湖南湘乡人,原名萧子嶂,萧子升(瑜)之弟。兄弟二人先后就读于湘乡东山学堂、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后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他早年在湘乡小学堂读书的往事时说:“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9]毛泽东提到的两个人,就是萧氏兄弟;作家就是指萧三。 1939年4月,萧三在苏联居住工作多年后,回到延安。他负责文联工作,主编《大众文艺》和《新诗歌》两个刊物。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央直属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曾要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生平事迹,萧三讲了两个下午,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郑重嘱咐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这说明萧三为毛泽东写传记,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但毛泽东不同意宣传他个人,不肯做寿,写传记的事情拖了下来。萧三却为此遍访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搜集了大量的素材。1944年7月1日和2日,萧三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当时,萧三准备写完整的毛泽东传记。写了初期活动后,他又继续写了井冈山、古田、遵义会议,直至颇为完整的“七大”一章。一方面受到读者的欢迎,另一方面毛泽东几次传话,叫萧三停止写他个人,还亲自劝萧三多写群众。1945年在延安枣园春节联欢会的午餐之前,朱德向毛泽东提议,让当时在延安学习的许多高级将领、干部写出各个解放区的缘起、略史,毛泽东极为赞成。萧三在旁插言说:“那就好了!省得我一个人跳来跳去。”毛泽东听了,转过身子,盯着萧三说:“那你还是有心人喏!”停一会儿又说:“那你就搞下去吧。”[10] 毛泽东的同意使萧三受到鼓励。1946年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月刊第1号发表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传略》。同年7月1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25周年,《晋察冀日报》整版刊发了萧三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从此,萧三便以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而声誉大起。 在此之后,出于宣传歌颂毛泽东的需要,各解放区书店未经萧三同意,就将他的作品出版了单行本。版本繁多,名称也各不相同,如《毛泽东故事选》(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版)、《毛泽东故事》(东北书店1946年版)、《毛泽东印象记》(晋绥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同志——儿童时代、青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山东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东北书店1948年版)。这些版本需要统一,1949年年春,萧三修订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经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审查批准,同年8月在北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发行量很大,并很快被翻译成日、德、英、捷、匈等文本,法文也有摘译。 这本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传记,最初的版本是比较生动真实的。有些情节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具有第一手的价值。书中有个故事: 在东山学堂里,有一次也是黄昏时,游戏完了,到了上自修的时间,摇铃了,一群小学生经过操场蜂拥而入自修室去。一个同学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也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见那个小朋友手里有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他很客气地,像犯了错误似的还书给那个小朋友: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打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加德林女皇、惠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那些人的传记。 这个同学就是萧三本人。毛泽东读了这本伟人传记,深受感动,自己也立志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在一部叫作《世界英雄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可见那本书对毛泽东影响之深。[11] 1954年萧三在已有版本的基础上,修订改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建国后毛泽东是领袖,写领袖传记是件严肃的事情,由个人来写似乎不太适宜。再者毛泽东建国初反对宣传个人,搞个人崇拜,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不再出版。1979年“文革”结束后,萧三又修订了1954年的版本,198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版。 重修的版本,内容更加严谨,文字更为圆熟,毛泽东已经是神圣的偶像,萧三在修订过程中,必须遵循已有的规则。这就使1949年版的那些自然朴实的情节,不自然地被拔高和神圣化了。我们从一个故事来看其中的变化: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些钱,但是没有立即赶猪回家。过了十来天,猪价又涨了,父亲叫泽东同志把猪赶回来。泽东同志到了邻家,邻人说:“猪价涨了;我又喂了十多天,现在我是不卖了。”泽东同志说:“是呀!你又喂了十多天,还是说好了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同志空手回到家里……[12] 1980年版修订为: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居,老妇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定钱,但是没有赶猪回家。过了六七天,猪价也涨了,父亲叫泽东同志把猪赶回来。泽东同志到了邻家,那老妇人正在唉声叹气,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因为把猪卖早了。她又说:“有钱的人损失这几元钱不要紧,穷苦人少两块钱就是一个大缺空呵。如今也没有办法,既已卖了,又放了定钱,你就赶去好了。”泽东同志听了这些话,想了一番,就对她说:“是呀!你又喂了六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同志只拿了邻人退还的那一元定钱,回到家里。 原来的版本简单情节,表现毛泽东是个善良、纯朴的孩子。现在经过修订,毛泽东变成了从小就会关心穷人利益、考虑问题周全的早熟儿童。究竟哪个版本更为真实,读者自有分辨。 延安整风时期到“七大”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宣传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总结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讲话、文章和专著。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延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和著作。他是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的人。1941年3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在党内首次提出。同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明确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18、19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对毛泽东作出了“是我们党天才的领袖,党的最好的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高度评价。 1946年初,张如心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时,先后在华北联大及张家口市的“青年讲座”上,就“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等问题,做了几场演讲。他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初步形成,早期革命实践活动,科学理论的来源,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关键时期对时局的分析和预见,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甘当群众小学生的虚心态度,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等诸多方面对毛泽东进行了客观的宣传评价。文中特别强调,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也是普通人,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演讲稿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理论文艺刊物《北方文化》第一卷一至四期上。山东、冀南、香港等地书店纷纷进行翻印和再版,分别命名为《毛泽东论》《毛泽东的思想及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广为发行。有的版本后集录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艾思奇等18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这些版本是党内出版的早期论述毛泽东思想和理论的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后面,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孔厥写的《人民领袖这样爱咱们——吴满有去见毛主席的故事》,另一篇是贺敬之编辑的《人民歌颂毛泽东》。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当年被毛泽东树立为勤劳致富的标兵。吴满有的方向,就是边区农民的方向。文章描述了毛泽东夫妇在枣园驻地会见吴满有的情景,充满了领袖和百姓的亲密感情:“真是知心的人儿说知心的话。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吴满有的心里。他是那样关心农民呀!他问长问短,尽说些庄稼的事。他对庄稼事务可有研究哩!今年雨水广,他也跟咱农民一样,了解些事,就担心下雨,希望晴。他生怕咱们受损失呢!他说今年开荒多了,只要天时不太坏,大家再加把力,就有个好收成。人人吃饱穿暖了,还怕甚!”“大家一同坐在院子里,那院子也真是美,像个小花园!各人坐在矮凳上,围着一只小圆桌,在一棵大槐树的影子下,在花香、草香和果树园吹来的甜蜜蜜的香气里,毛主席还亲手递西瓜给吴满有吃,一面谈心。” 然而,吴满有的辉煌却因战争而中断。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在西府陇东战役中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包围,受到了重大损失。随军支前的陕北民工队伍没有跟上突围,多数被国民党军俘虏,其中就有吴满有。当时他没有暴露身份,在审查过程中,国民党军官对这个老头产生怀疑,看他言谈自然大方,不像个没文化的普通农民。有人举报说他是吴满有,胡宗南闻讯立即召见,吴还是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谈完话胡宗南对部属说:“他就是吴满有!因为他一坐到沙发上,就架起了腿,态度自若,相当镇静。这功夫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态度。”消息传开,轰动一时。胡宗南把吴满有送到南京,为了宣传需要,国民党当局逼迫吴满有发表广播讲话。西安解放后,吴满有回到家乡,组织上把他定为“叛徒”,剥夺了一切荣誉称号。从此以后,这位延安大生产的明星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解放后一直默默无闻,在痛苦中了其余生。毛泽东当年与吴满有亲切交往的文章,再也看不到了。这次重新发表当年的采访记,对回顾毛泽东早期的经历,是有史料价值的。 《人民歌颂毛泽东》记录了当时陕北流行的歌颂毛泽东的几首民歌小调。这些来自民间歌手创作的曲子,后来变成了红色经典歌曲。特别是《东方红》,几十年来作为毛泽东的音乐艺术形象,是中国亿万人民最熟悉的歌曲。其他如《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也都广为传唱,经久不衰。但是这些歌曲的原始歌词,却鲜为人知了。我们再次把它们发掘出来,让读者比较一下。原始歌词虽然粗糙一些,土气一些,却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和本色。从草根到经典,这个演变过程与毛泽东的传记一样,早期的作品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如心等理论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秋来到延安,对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区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采访。直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她才听从毛泽东的劝告,离开解放区回到美国。在延安期间,她曾与毛泽东多次谈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她整理发表的。她在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正在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斯特朗敏锐地抓住这个主题,采访了刘少奇和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他们的介绍,使斯特朗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她把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并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写成了《毛泽东的思想》这本小册子。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斯特朗是第一人。她的介绍是客观准确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1947年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后,影响很大。这次采访之后,斯特朗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热爱新中国,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四) 1949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迅速解放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大城市。国统区群众在欢迎解放的同时,急需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情况。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配合这个需求,迅速出版了一批反映解放区情况、党的政策和领袖的传记读物,《学习毛泽东》作为“新生丛书”的一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国统区的书籍和刊物,特别是外国记者采访解放区和毛泽东的报道。作者汇集了不少资料,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了一本有特色的毛泽东传记,既写毛泽东的生平,也介绍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延安时期的情况则使用了一些外国记者的报道。有些材料还是很有价值的,例如“阶级关系的性质”一节中引用了毛泽东会见外国记者的谈话,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情况,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书中引用的一些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出自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与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所不同。这些资料都是比较宝贵的。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目的,与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传记有所不同。它反映了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急于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跟上新时代的愿望和要求。所以编者在前言中说:“我们出版这个集子(虽这小小的一本)的动机,除了让读者们熟悉我们这位人民领袖的思想,向他致以无限的敬意之外,主要还是想使大家跟着这位人民领袖学习,因为已经翻了身的全新的人民,在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方法、处事条理、工作态度、工作技能等种种方面,都跟以往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我们印行本书的目的。” 但是,与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不同的是,斯诺、萧三、斯特朗等人都是与毛泽东有直接接触和采访的,写出的作品比较准确,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而这本书主要参考的是已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和著作,属间接的研究和反映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因而在资料的取舍和引用上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反映,一个除旧迎新的历史变革时期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 新中国建立后,思想舆论需要统一。宣传中共的历史和毛泽东的生平,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这篇文章经过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修改,毛泽东定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简明党史。此后,全国党史界的口径,都遵循于此。毛泽东的传记除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等少数作品,多数都是回忆录和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这些作品充满了对领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文章中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溢美之词也越来越多。 在海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对立场和封锁,很少有严肃的毛泽东传记问世。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进步作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作品的发行受到限制。但是1959年在美国出版的萧瑜著“Mao Tsedong and I were beggers”(《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引起了较大的轰动。 《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 这是萧瑜撰写的有关毛泽东早期生活经历的回忆录。萧瑜,字子升,萧三的哥哥,毛泽东早年的同学和朋友。书中回忆了他和毛泽东自1916年至1921年期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和组织“新民学会”的经历。萧瑜和毛泽东曾是关系密切的同学,他们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曾经一同怀有救国之志,纵论天下大事,寻求强国之路。他们一起创办“新民学会”,一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暑假,萧瑜和毛泽东为了调查社会,一起化装成“乞丐”,身无分文,步行千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县,深入社会底层,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谈起此事:“(1917)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13]这次社会调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后来重视社会调查和实事求是作风的一个起源。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也使萧瑜终生难忘,所以他用5万字的篇幅详细叙述了考察的全过程,并且起了这样一个书名。其实文人“行乞”是当时湖南的一种社会风气。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中这样说:“一个夏天,毛泽东同志利用暑假期间,游历湖南各县。身边一个钱也不带,走遍了许多地方。遇到政府机关、学校、商家,他们就作一副对联送去;然后人们给他吃饭,或打发几个钱,天黑了就留他住宿。这在旧社会叫作‘游学’——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又不肯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就靠写字作对联送人、‘打秋风’以糊口。毛泽东同志却用这个办法来游历乡土,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各处风俗习惯——这是他这个举动的现实主义的一面。”[14]以后,他与蔡和森又进行了类似的考察。 萧瑜手绘与毛泽东游学插图 在长沙的几年间,毛泽东与萧瑜交往密切,在现存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中,尚保存了1915年至1916年间毛泽东给萧的11封信。信中很少谈及私事,而是讨论学问、修身、道德、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这种求真知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这个湖南早期革命组织。萧瑜在书中叙述了学会的一些活动情况,还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而且书中反映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新民学会的会员中产生了两条道路: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代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而以萧瑜等为代表,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终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尽管萧瑜以自我为中心,标榜自己与毛泽东的争论,但是历史早已作了结论。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而萧瑜则在政治上连遭失败,最后流落海外。 因为萧瑜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为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对研究早年的毛泽东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例如萧瑜留法回国后,与毛泽东作最后的长谈。毛泽东阐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萧则主张走蒲鲁东主义的道路,导致他们最后的分手。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书中写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求,对国家和社会前途的关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格的豁达奔放,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书中也有明显的不实之词。例如在萧瑜笔下,毛泽东表现得像一个追随者。什么大事都是萧瑜做决断,当他们讨论问题时,萧瑜的滔滔不绝常使毛泽东没有话说。这显然不能让人相信,从毛泽东早期给萧的信来看,他们讨论问题都是平等的,各抒己见。毛泽东虽然尊重萧瑜,但绝不盲目服从他的意见。萧瑜还写到毛泽东邀请他一起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属杜撰。他们已经政见不合,毛泽东是不会把党的机密大事随便告诉他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一起,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证实毛泽东根本没有带任何朋友来上海开会。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情节属于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丑化。例如写毛泽东对当皇帝的向往,感情的冷酷,等等,与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自相矛盾。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萧瑜评价不好,毛泽东说:“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15]这是毛泽东看报得来的消息。事情的真相是1928年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萧瑜与易培基因为是老乡和学生的关系,被安排在故宫任委员。他与故宫和文物素无渊源,所以故宫的同事都很冷落他。为了解决故宫的维持和修缮经费,故宫管理者将宫中非文物的黄金、绸缎、器物等变卖。后来出了监守自盗的事情,将珍珠和钻石调包。于是易培基陷入“故宫盗宝案”的纠纷,萧瑜也连带作为被告之一,上了法庭。这个案子虽然不了了之,却断送了萧瑜的声誉,使他在国内无法立足,流亡海外。此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景洲(瀛)在其回忆录《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西行漫记》是一本广泛流传的著作,萧瑜想必也读过。出于个人的恩怨,他在回忆录中对毛的丑化也就不足为奇。 另外,萧瑜写回忆录的时代,正是全球处于“冷战”的时期,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的时代。在西方那种反共的氛围中,萧瑜如果写一本颂扬毛泽东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其立场也必然迎合西方的需要。对书中那些属于人身攻击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处理。这部分文字并不多,不会损害全书的完整。 虽然有上述的问题,但这本回忆录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萧瑜作为当事人,与毛泽东的交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笔下的毛泽东,是个有理想、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青年。我们重新整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相信读者会有所收获。 前几年,《毛泽东自传》等早期传记曾被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有的学者不以为然,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早期传记不成熟,有很多错误。不如去读《红星照耀中国》,我认为,历史的形成有个过程,从早期的史料到经过史家的整理编撰,成为正史。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正史,就把原始史料弃之不理。相反,原始史料中有很多真实朴素的成分,在修正史时为尊者讳,被删除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早期的素材还是很有价值的。恰如一块璞玉,虽有瑕疵,但却天然。这就是我们整理早期毛泽东传记的初衷。 [1] 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77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 童小鹏:《童小鹏军中日记》,第230-2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118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4]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页注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第22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6]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前言”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富田事变”作了新的历史结论,指出:“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在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各根据地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在这场肃反斗争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尚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的尊重和纪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8] 以上内容参考金城:《为党交游六十年——金城文集》,第156-182页,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9]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1]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2]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9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1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4]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15]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红军长征记》的版本与流传 2002年初,国内几家报刊相继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朱德签名赠给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延安1942年版的《红军长征记》。这本沉默了60年的旧作,为何会在今天引起我们强烈的兴趣?因为斯诺曾于1937年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长期以来他被认为是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而斯诺依据的资料来源于何处?就是我们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红军长征记》。 (一) 《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惊叹与关注。1936年8月,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很高,张爱萍写了18篇,童小鹏写了7篇。李一氓在巡视部队的旅途中,抓紧空余时间一路走一路写,完成了三万字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斯诺看到了其中一部分,还在左权那里看到了红一军团编辑的《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据斯诺自己说,他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英文版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1937年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红军长征的故事就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开来。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幽谷”的文章《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情况。其中许多生动的情节直接引用了《红军长征记》,如讲述红军经过贵州茅台品尝茅台酒的一段,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讲述红军在草地断粮的情形,引自舒同的《芦花运粮》。文后附录了《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红军长征记》后面的附表完全一致。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幽谷”是安排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他在红区活动时也得到了部分《红军长征记》的原稿,据此改编成文章,交《逸经》杂志社社长简又文发表的。《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半个月后,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转载了这篇文章。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黄峰编《第八路军行军记》,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赵文华编《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月复兴出版社出版了大华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都是在《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随着斯诺的著作译本的出版,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朱德签名的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 然而,《红军长征记》却迟迟未能出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截止到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两百余篇,五十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负责编辑。经过加工修订,于1937年2月选定110篇,三十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抄写了20份。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因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的离开等原因,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红军长征记》。它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作为总政治部的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内容包括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由于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国内现在已极为罕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一套原始版本,弥足珍贵。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零星出版了一些选本。如1947年9月冀中新华书店出版的陆定一等著的《长征的回忆》、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红军长征故事》、1948年10月东北书店出版的萧华等著的《长征故事》,都选录了《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但篇幅很少,只是作为传统教育的读本,远没有体现出《红军长征记》的全貌。 建国后的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第1至3期重新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重印序言”说:“本书原名《红军长征记》,是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同志们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集体写成的。1936年春由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发起征稿,1937年编成,1942年由总政治部在延安出版,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因为当时条件困难,印书用的是草做的纸,不易阅读,也不易保存;印数也很少,现在所存无几。为了保存史料,决定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重新印行。重印之前,将错字校正,尽可能加了些补注和附注,文字上略作修改,并删去了很少几篇。但凡是有些史料价值的,统统谨慎地保存下来了。”重新发表的《红军长征记》,内容包括文章95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4份。在基本保留1942年版原貌的基础上,增收了署名“施平”的综述文章《英勇的西征》。这是根据1935年10月陈云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整理的,发表于1936年春《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施平”是陈云化名“史平”的谐音。该文是对长征的一个总结,但因为陈云在途中受中央委托执行新任务,没有参加长征后半程,文章对雪山草地和到陕北的情况反映地不够充分。因为《党史资料》是内部刊物,所以读者也很有限。 195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一个选本,包含了《红军长征记》的回忆录51篇,诗1首,附表3份和4篇综述文章。4篇综述文章是:陈云(化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发表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当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国内首次发表是1949年6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的版本。当年为了方便在白区流传,陈云在文中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军医,以第三者身份客观、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经过。因他中途执行新的任务,所以只写到飞夺泸定桥为止。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和《从甘肃到陕西》两篇文章,1937年连载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解放区的东北书店曾于1948年11月出版了《雪山草地行军记》的单行本。仿照陈云的笔法,作者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报务员,介绍了长征后半程的情况,是对陈云文章的补充。这三篇文章全面反映了长征的全过程。其中不少情节是作者亲历,翔实感人,与其他回忆文章同样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然而,编者有感于《红军长征记》反映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情况,没有包含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在书中又附加了缪楚黄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将长征经过做了一个全面的描述。 (二) 随着这些年来长征研究的深入,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史料、研究著作相当广。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整理出版这部《红军长征记》?它的价值何在? 第一,它是长征最原始的记录。研究历史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最原始的记录往往最接近历史事实,而以后的记载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是随着档案的披露,历史事件从表象到内在都逐渐清晰;二是为尊者讳,只宣扬胜利而掩盖曲折困难,使历史偏离了本来面目。《红军长征记》是亲历者的回忆,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长征的过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与“左”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进行错综复杂斗争的过程,当初撤离江西苏区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路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长征初期红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前后的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4师行军中边走边精简行李,夜晚休息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队突围的情景,读来如同身临其境。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渡湘江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凭着顽强的精神,强渡湘江,摆脱了敌人。童小朋的《残酷的轰炸》记述了红军在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悲惨场面:“走到被轰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地叫痛,是在可怜地哭啼,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决的志气,相反地更加痛恨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而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感受这些叙述,才会使后人对长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第二,历史是人创造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记》的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在艰苦的岁月里,正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使这支队伍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壮举。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了红一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6团指战员。当他们及时地将粮食运到时,6团的同志们激动万分。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红军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而莫休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将伟大融入平凡,无疑是红军精神最突出的体现。 第三,《红军长征记》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这使我们大开眼界,不仅了解到红军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而且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情况。童小朋的《禁忌的一天》讲述了红军在广西边界地区翻越高山时体验“瘴气”的经历,破除了千年来的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凉山彝族生活的情况,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地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筑特色,以及藏族生活和接受汉族文化的情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一个叫作“布置要岘”的地方,准确的地名是“堡子崾崄”。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等,都是藏语音转,与汉文的字意无关。如同地理发现一样,正是因为红军走过,这些偏远地区才被记载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第四,从文学角度看,《红军长征记》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集。读过《史记》的人都喜欢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等生动情节,成为千古传诵的故事。《红军长征记》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地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了红军三次强渡的战斗经过,既有战士们不畏艰险、冒着枪林弹雨飞渡的场面,又有机智的连长潜伏一夜、出奇制胜的情节。不是亲临前线的指挥员,不可能如此生动、细腻地刻画战斗的全过程。许多文章中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情绪。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了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的豪言壮语,敌军在震撼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如果作家要编写长征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这些回忆录无疑是最有价值、最真实的素材。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讲述了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淇淋”,谈笑作乐,表现了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忙里偷闲,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作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有革命意义,也有学术研究价值。 《红军长征记》有上述的优点和价值,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作者们多数是基层指挥员和干部,他们的文章是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对高层的政治斗争很少涉及。现在的长征著作,无不围绕两大事件——遵义会议和与张国焘的斗争而展开,在书中占据大量篇幅。而《红军长征记》中基本没有反映这两件事。如陆定一的《榜罗镇》讲述毛泽东给整编后的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做报告,讲述北上的意义,也没有提到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个缺陷呢?我们应当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这些问题。首先,为了保证部队的正常行动,高层的意见分歧和路线斗争都是绝对保密的。例如遵义会议,毛泽东就提出先解决军事问题,以后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纲领性意见,目的是为了保持红军的团结和战斗力。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与张国焘路线作斗争的决议,但只传达到中央委员。这说明广大红军指战员当时是不了解中央路线斗争的,即使知道一点,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也不会写到对外宣传的《红军长征记》中。这正是红军中党性的表现,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1954年《党史资料》中加了很多补注,例如在谭政的《向赤水前进》中加了一大段遵义会议情况的补注;在谢觉哉的《抱桐岗的一夜》中加了一段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活动斗争的补注。并在《序言》中说:“加补注的原因是,长征中有不少重要事件,没有文章记述,成为空白,用补注来尽可能加以补足,以便读者知道这些重要事件。”今天这些重要事件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2)《红军长征记》的征稿截止到1936年10月。当时二、四方面军正在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途中。所以《红军长征记》反映的只是一方面军的内容,不足以涵盖长征的全过程。所以1954年《党史资料》再版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作了一个界定。但是,红一方面军走的路程最长,经过的地区最多,他们的行动成为长征的主体,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长征,现在已经有大量史料和回忆录出版,足以弥补原来的缺憾。但是后来的回忆文章和综述文章,虽然在全局的宏观把握和论点上都有优长,但是从记载的原始性和细节的生动性来看,都没有超过《红军长征记》。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如此重视《红军长征记》的原因。 (3)《红军长征记》既是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例如,封建的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是充满敌意和蔑视的。红军在通过凉山彝族区时,因为对其缺乏了解,也沿用了当地汉人对他们的称呼——“倮倮”。事实证明,红军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队伍,在顺利通过彝族区时不仅与当地彝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还招募了一批彝族青年当红军。这体现了长征是“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为了尊重历史,我们对文章没有删改,相信读者完全能够理解,不会产生歧义。 (三) 这次重新整理出版的《红军长征记》,参考了上述几个版本,各取所长,力求完整地反映长征过程。编辑时以1954年《党史资料》版为底本,又补充了一些文章。全书共分四个部分: (1)综述:陈云、施平、幽谷、杨定华的六篇长文章,是1935年至1937年间发表的较全面介绍长征的综合性叙述,有助于读者了解长征的基本脉络。放在首篇的是陈云1935年10月15日发表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从时间上是最早介绍长征的文献,但发表时间却是最晚的,直到去年才从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中转译,由《党的文献》发表。因为它是正式的报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除幽谷的文章外,1954年和1955年版的《红军长征记》已发表过,现全部收录。其中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施平的《英勇的西征》、幽谷的《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又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分别发表在《红旗》和《党的文献》上。这些经过考订和注释的文本比较准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1948年东北书店版有段“前言”,1955年版的《红军长征记》删去了,现予恢复,以保持历史原貌。 (2)回忆录:收录100篇文章。其中93篇是从1954年《党史资料》上收录的。这些文章,我们尽可能考订作者身份(有多篇作品的,在第一篇中作注释),对一些明显的错误作了修订,并对部分内容加以注释。其中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1954年版删减了原稿约3000字。我们认为这些内容反映了当地民俗和长征生活,并非可有可无,现据原稿恢复。另有何涤宙、莫休、谢扶民、黄克功、李月波等7篇文章是补辑的。李月波的《我失联络》原为1942年版收录,后被删去。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掉队的红军战士以坚强意志经历了生死考验,终于追赶上部队,情节曲折。在长征中掉队是难免的事,许多人因此被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杀害。我们不应回避这些事实,应当从作者的文章中感受革命的艰难。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绝食的一天》和莫休的《一天》也是根据1942年版恢复的。谢扶民的两篇文章原来未收录,今据中央档案馆存件整理。黄克功属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因恋爱杀人受到制裁,曾在陕北轰动一时。但是他在长征中的功绩不应抹杀,所以将他写的一篇回忆录整理发表。回忆录之外还有曙霞创作的两首诗,抒情之余也可补充史实。 (3)红军歌曲:收录了12首。这些只是长征中创作的红军歌曲的一部分。其中《长征歌》有词无曲,1942年版注曰:“《孟姜女哭长城》调。”如有研究音乐史者,可以对照民歌旋律演唱。《两大主力会合歌》在1964年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被改编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现恢复历史原貌,供研究。还有几首歌曲是根据原有旋律填词而成的。例如《渡金沙江胜利歌》和《打骑兵歌》都是根据江西苏区红军歌曲《粉碎敌人的乌龟壳》填词改编的,而其旋律又来自沈心工的民歌《竹马》。《再占遵义歌》是根据苏联红军歌曲《送行》的旋律填词改编的。明了这些传承关系,对研究长征时期的革命文艺是有帮助的。 (4)大事记和里程表:陆定一编的《长征大事记》虽然只记到遵义会议之前,但将每日各部队的行动位置一一标出,可以更准确地了解长征经过。现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发表的版本收录。其余的三个附表,《红军长征记》各个版本均有收录。 但是,由于整理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在书中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例如杨定华、莫休、曙霞、斯顿四位作者,目前还无法确认其身份。只好暂付阙如,有待熟悉他们的老红军和专家指教,在今后的修订版中补充。 综上所述,这次整理出版的《红军长征记》可以说是收文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版本了。希望读者能够温故知新,重新体验历史,学习红军精神。也希望能为研究长征的学者提供一份可靠的史料,使长征研究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每一本书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之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革”中在工厂当了9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政审时因为我家尚未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1985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它们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我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作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地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许多国民党的将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地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放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役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穿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五十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 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不会是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被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协定”规定: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当时是林彪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得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日本伪军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的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800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它是政府,它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得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得相当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的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八千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的素质特别高,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的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八千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得好,请陈毅作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得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200米、100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改造74师俘虏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的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作“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之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账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练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解放战争时期,王克勤在耐心教战士分解机枪 当时战争打得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七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五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了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三百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扎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人员,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召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八千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的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三十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了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八十多岁了,但是说起话来还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个绝招,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用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共产党跟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组织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控制了经济基础,解决了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在经济政策上也优于国民党。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共产党从那么大的解放区运来那么多的物资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地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仅仅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任何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就能进来。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时的任务是长期潜伏。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他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他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待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他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得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察,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察。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的。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人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吗。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两百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了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它的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述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作者于2007年8月3日在北京三联书店的读者讲座)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读后 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在读这部厚厚的书时,感受又有些不同。因为本人与作者有些相同的经历。他是先从军,后学史;我是先学史,后从军。黄仁宇的人生第一步是从军旅开始的,他的从军经历又恰逢20世纪中国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1938年,当日本侵略军步步深入中国内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年轻的黄仁宇听从了父亲——一位爱国老军人的劝告,怀着满腔的救国热情参加了军队。从当兵那时起,他就希望自己能立功沙场,做拿破仑式的将军。他参加了国民党抗战最辉煌的滇缅路远征作战,1945年在南京参加了受降仪式,目睹了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交出战刀的历史场景。1946年初,他随军前往东北接收主权,然后又被派往美国军事学院进修。如果不是中国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原本是可以当将军的。这个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就是1946年至1949的战争,我们的历史书将它称为“解放战争”。 如同许多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样,在《黄河·青山》中,黄仁宇对抗战的经历描述详尽,而对以后的国共大决战则一笔带过。然而正是这场战争,使黄从一个年轻有为的军官沦为漂泊异国的流浪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对此,许多国民党军官是耿耿于怀的。他们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共军的“人海战术”。如果真是这样,战争岂不是太荒唐了?谁都知道,国民党军无论从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都远远超过解放军。解放军有多少人够国民党军的机枪大炮打的?带着这个疑问,我曾翻阅了不少战争档案,试图找到正确的答案。 1946年初国共双方刚刚进入东北的时候,实力悬殊极大。从当年的照片可以看到,国民党军是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部队,全部美式装备,进入沈阳、长春时队列整齐,器宇轩昂。而林彪的部队来自各解放区,人多枪少,衣衫破烂。东北老百姓把他们分别称为“黄八路”(原八路军部队)、“灰八路”(原新四军部队)和“土八路”(原冀东游击队)。国民党军神气地开进大城市。我军则处于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的“七无”状态,只能秘密展开,没有合法身份。四平之战后,国民党军在东北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我军则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一年之后,形势居然翻了过来,我军越战越强,国民党军则江河日下,直至1948年10月辽沈决战定了胜负。 历史是不会骗人的。就战争来说,一场战役的胜负或许有偶然因素,但从战争全局来说,胜负自有其中的道理,不是侥幸能够成功的。据我看来,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1)国民党军在东北每接收一个城市,势必要分兵驻守。他们占的城市越多,兵力就越分散。而我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始终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所以国民党的大部分兵力都成了呆兵,攥不起拳头;而我军则机动灵活,往来驰骋。 (2)国民党军作战,都是按照条令打堂堂之战,其正规化中也带着严重的僵化。我军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军发明了“一点两面”“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三猛”等一套新战术,故能以弱胜强。从过去的只能打游击战到能打正规的运动战、阵地防御战乃至大兵团的联合战役。 (3)国民党内严重的派系斗争,注定其不能团结一致。从杜聿明、陈诚到卫立煌,统帅部就是明争暗斗,在内耗中费的心血远超过打仗。而共产党内部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却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从不计较地位名利。张闻天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甘心去当一个小小的合江县委书记。请问国民党内能有这样的事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辽沈战役的决策。当初蒋介石叫卫立煌把部队撤进关内,卫怕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而拒绝。锦州战斗开始后,卫立煌坚持不让廖耀湘兵团西援,蒋介石又不干。如果国民党军或提前入关,或固守沈阳,解放战争的进程都将延长或胜负未卜。然而国民党统帅部的争吵浪费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使林彪在攻克锦州后,能掉过头来收拾廖耀湘兵团。 (4)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是胜利的根本。1946年5月四平之战失利后,东北我军面临着最困难的处境。有些动摇分子逃跑了,叛变了,例如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黄与他谈过话,但译者把名字翻错了)。但多数人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深入农村,开辟根据地。陈云起草的东北局《七七决议》号召党员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服装,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两万多干部下乡搞土改,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广大农民转而支持共产党,使林彪的部队有了粮食和充足的兵员。而国民党军官则在大城市中过起了安逸的生活,结婚、置房产、吃喝应酬,抗战中养成的艰苦作风很快消失殆尽了。蒋介石十分清楚这一点,每次对将领们训话,都痛骂他们丧失了黄埔精神,骂他们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勇敢作战。但无济于事,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集团被我华东野战军团团包围,杜召集将军们酝酿突围。凭着众多的坦克、卡车,不是没有希望。但团以下军官都不肯打,说:“要打,让军长们打,孤儿寡妇哭起来可怜。”就这样,整团整师的国军没有进行抵抗就崩溃了。 这就是历史。而失败的命运又无情地落在黄仁宇的头上。年轻时这段失败的军人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问号。为了探索其中的原因和更深层次的问题,他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史。他说:“内战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无解的问题,让我有时觉得矛盾不安。我转念历史系,原因之一就是要消除这些疑虑。” 历史常常有这样的巧合:真正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本人的经历就充满了坎坷不幸。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段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坎坷的人生和丰富的阅历,是黄仁宇成为历史学家的特殊条件。历史与现实是密切相联的,现实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研究历史的基础。黄仁宇说,他的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他的研究方向首先选择了明史,选择了这个辉煌与衰败并存的时代,可谓意味深长。 心中有郁闷,才述往事、思来者。国民党的失败使黄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他承认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能解释一切。当他阅读明清锦州之战的史料后惊讶地发现,明军的失败竟与国民党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非将领和士兵不努力,而是僵化的官僚体制和腐朽的宫廷政治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由此得到启示,研究历史,绝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一时一事,而要从几百年的范围内去综合分析,把历史作为一脉相承的整体来研究。这就是他的大历史观的源头,也是他学术道路的出发点。 黄仁宇的学术研究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轮坎坷。他在哈佛从事明代财政和税收制度研究时,翻阅了《明实录》中大量的统计数字。当他试图用图表来显示财政发展的趋势时发现,官方的统计根本靠不住,含有大量的虚假成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熟悉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人都清楚,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公开的文告是一回事,实际的运作又是一回事。真正起主导作用因素的不是在台前,而是在幕后。不了解这一点而盲目相信史料,研究工作就会误入歧途。举个例子:把蒋介石公开发表的文告、讲话与他同时发给各战区将领的绝密电报、指令相对照,就可以看到巨大的差异。这就是政治的奥妙,因为黄有在高层机关工作的经历,所以他能从这些表象的背后看出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官方的史料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如果它不可信,你又依靠什么资料来进行研究?黄的研究方法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学术规范。费正清教授是全美公认的中国史研究的权威,他资助黄的研究,但对黄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表示怀疑和否定。黄开始试图适应这种规范,弥合分歧,但结果适得其反。黄说:“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他对美国学术的“专业分工”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美国学者更重视他们的专业分科,经济历史学家绝不应该谈法律学,在研究中国官僚已小有进展的学者也不应该贸然踏入经济的领域,让我们尊重彼此的专长。推到极致,水管工人就不应该去拉扯电线开关。”琐细的专业划分和追求形式的研究方法,必然禁锢人的思想和视野,既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更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当历史从司马迁、希罗多德的生动记录变成了复杂烦琐的考证和一堆图表、注释时,它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黄仁宇另辟蹊径,建立自己的大历史观,我们把它称为宏观历史学。在一些历史教科书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罗列某个朝代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然后下个好与坏的定论。黄认为这种简单的道德评判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他指出:“在大历史中,道德标准如何适用于特定例子,必须视时间和局势而定。我们虽然厌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来要求历史人物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说,在原则上道德判断必须在可行性层面之前,但就优先顺序而言,又必须置于时空背景之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来很荒谬的一些历史现象,在它发生的时候必然有其产生的条件和存在的理由。而且,一些当时被否定的东西,在日后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理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视野开阔一些,考虑的方面要多一些,评价要客观一些。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来看历史。 黄仁宇用一个螺旋弧线来解释他的大历史观:“将历史视为向外发展的螺旋,将螺旋弧线上向外切的箭头视为变动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带我们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另外有一组内向的箭头和他们相抗衡,代表环境和历史因素的拉力,包括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历史的真实路径介于两者之间。”《万历十五年》是体现大历史观的第一部著作。黄仁宇采用一个有限的题目,描述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他抓住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张居正(政治)、海瑞(道德)、戚继光(军事)、李贽(思想),从这些人物的行为和他们所处的周围环境来分析社会。虽然涉及面很广,方法却很简单:第一,他是将历史“还原到原有的时空之下”。“各种里程碑让史学充满层次及纵深,相关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线的进展”。第二,他采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方法,用流畅的文笔将大量的考证研究融入叙述过程之中。这样,读者可以获得直接的启示,而不致在烦琐的考证和注解中陷入迷茫。 当黄仁宇完成了《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两部著作时,发现自己处于四面碰壁的尴尬境地。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分析中国知识分子时指出,这些人的发展是否成功,往往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才能,而取决于他周围的人事关系。“士子们首先发展的是他们与其感恩戴德的老师、考官和恩主的垂直的私人关系。在横的方面,他们与同科士子、在同一老师门下受业的士子以及同一思想流派的士子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类关系就结成了士大夫生活的庇护制网络。”不幸的是,这话也适用于美国的汉学界。一部著作的出版必须得到本专业权威人士的认可,即审稿人投了赞成票,或大学者为之作序,出版社才会接受。黄没有用传统的论文方式,因而权威人士认为它们不是学术著作,应以通俗著作的定位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它们太学术化,没什么卖点。于是,黄陷入了被踢皮球的处境之中。 厄运接踵而至。由于得不到权威的承认,黄既不能出书,也无法申请到科研经费,并且遭到学校的解聘。他用“我付出的代价”为标题,回顾这段辛酸的经历。他终于意识到美国学术界存在着一个关系网,将其称为“长春藤联盟”。这个学术圈子控制着研究机构、经费审批、著作出版和重大学术活动。他们有自己的规范,你不入这个圈子,也就不能得到任何资助和利益。对黄这样学术上的“异端”,当然不会接受。黄说:“长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象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但是他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论,去适应圈内的学术规范;要么孤军奋战,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 黄仁宇 黄仁宇像一个顽强的士兵,坚守自己的阵地。1975年似乎是一个分界线,此前他8次申请科研基金,批准了6次;此后申请了7次,却一次也没成功。《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两次获得历史类好书提名,却始终未能获奖。他失去了教授的职位,仅靠短期的工作维持艰难的生计。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不妥协的学术立场。他悲愤地写道:“我的同行愿意听听我曾遭遇的麻烦吗?没有人有兴趣。理由很明显:他们希望维持从文献着手的惯例。他们想制造出附加注释的翻译,以符合论文的规格。只有符合传统的学术形式,才能申请到充分的经费。” 对学术圈的绝望反而使他获得了自由。他可以不看别人脸色写作,尽情抒发他的观点。真正有价值的著作是不会被埋没的,他的祖国接受了他。1979年《万历十五年》首次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的大历史观对传统的历史研究造成了冲击,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影响了不少青年学者。虽然我未必都赞同他的分析和结论,但他的方法和看问题的角度无疑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黄的命运应验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黄仁宇的研究在美国,而他的读者在中国。学术著作的成名有两种方式:一是刚出版时便被圈内友好和媒体宣传炒作,然而读者翻翻后,便摇头放下,不久即销声匿迹;另一种是开始并不知名,为读者喜爱后逐渐传播开来,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确定了地位。黄的著作属于后者。从《万历十五年》首版到现在《黄河·青山》的热销,经历了整整20年。当他获得了众多读者的认可、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时,本人已溘然长逝,看不到自己的成就和声誉了。黄把自己的这部回忆录称为“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我们读后直接的印象是:它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是从个人角度体现社会沧桑的历史。历史学家在研究往事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历史。 代后记 读书行路,人生大乐 写过好几本书,从没写过前言和后记,这是第一次。 我是老三届和新三届的成员之一,小时候赶上“文革”,当了“黑五类”子弟,初中没毕业就被赶出校门,当了九年工人,接受再教育和改造。改革开放后从石头缝里钻出来,考进大学重新读书。我属于三生有幸,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王仲犖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都是著名学者。当学生一辈子能遇见一位名师已是足够走运,我能受到两位名师的教诲,更属罕见的好运。这也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总要传承学业,才对得起老师的栽培。命运有点阴差阳错,我毕业后,脱离了原来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穿上军装,到北京西山的军事科学院,当了一名百科全书编辑,一干就是15年。当师兄师弟都已成为国内知名学者时,我还是默默无闻。 然而,我却没有自卑感。因为我遵从师训,没有丝毫懈怠。到了军事科学院,从事一个全新的专业:中国军事史。军科是全军最高的科研机构,其特色就是收藏了丰富的军事档案。我原来以为自己很懂历史,在得到院内老首长和前辈的不断教导后,我发现自己学的历史和真实有很大的差别。过去看中国革命史,总觉得都是枯燥的说教。但是老同志如数家珍地给我讲述往事,我突然感觉如此精彩,如此惊心动魄。于是顺着他们指出的线索,我一头扎进图书馆,大量阅读那些发黄的历史资料。每天下班之后,晚上在办公室安安静静地读书写字,不觉寒暑春秋。此时,能把专业和爱好结合在一起,用导师教给我的古代史的考证方法去研究现代史,经常有心得和发现,我感受到了做学问的快乐,其乐无穷。 从军队退休后,我被聘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此时我无须为评定职称而去奔波忙碌,得到了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到处走走看看。研究军事,总要到实地看看,方才能避免纸上谈兵。到一些红色遗迹考察时,我突然发现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有很大的差异。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不是很精彩吗?经过这些游历之后,我一改文风,从学术性的研究历史到探寻真相,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时我才懂得,司马迁的《史记》为何如此精彩,笔下的项羽、刘邦、韩信、张良为什么那么鲜活,就因为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当地人那里获得真实的故事,把它写进历史书中。我们现在的交通和信息条件,不知胜过太史公时期多少倍,为什么写不出那样生动的历史呢? 找到这个感觉之后,我只要有空,就出行游历,到那些红色故事的发生地去探查考究。在江西永新三湾村的大树下,我感受到毛泽东当年带着一支“筋疲力尽”的队伍,还不知道能不能在井冈山栖身。他改编队伍,支部建在连上,不是去落草为寇,而是要摸索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革命之路。走到这里的人,才是最坚定的战士。从井冈山到瑞金,今天走高速公路,一条条深深的隧道穿越一座座大山。想当年毛泽东和红军是用双脚一步步走过的,革命创业何等艰难,他却写出“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诗句,浪漫中蕴含的雄伟,让人敬佩不已。雄伟的太行山深处,至今还是道路崎岖,行车艰难。类似桃花源的黄崖洞,入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峡谷,进去是有田有水的田园风光,八路军就在这里办兵工厂,生产枪支手榴弹。为什么能持久抗战,就是共产党善于利用崇山峻岭,深山老林,让占据铁路公路的日军用不上现代的交通工具,只能望着大山叹息。 然而,历史的真实不全是光辉灿烂,我也有当年贾谊的感觉,历史中有可为痛哭者,可为流涕者,可为长太息者。小时候学过的课文《朱德的扁担》,扁担上究竟是写的什么字,几次更改?当事人范树德出面更正,井冈山纪念馆请他在扁担上写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陈列于馆中。不料被人发现“乱”字写成了简体,不合历史真实。最近再去纪念馆,发现扁担又换了,上面写的“朱德的扁担”。历史就这样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让你哭笑不得。那么,谁来恢复真正的历史呢?照司马迁的话做:“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所以,一边读书,一边行路,把考察和研究的结果写成故事。这不是轻松的旅游,而是肩负的责任。写了若干篇文章,承蒙梁由之先生提议,结个集子,并由他起名《历史的真面目》。所谓真面目,就是在历史档案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经过重新的研究,用客观的态度还原历史。让历史给你多方面的感受,首先是感受它的真实。张万文先生为本书的出版费了很多心血,希望能让读者爱看。至于读后的感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任务就是继续读书走路,不断写出一个个新故事让大家分享,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刘统 2014年底于上海交通大学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